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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是向来所斥逐之人,窥伺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得至左右,必进奸言,万一过听而误用之,臣恐国家自此陵迟,不复振矣。
这疏文大意,是防宋哲宗皇帝召用熙宁、元丰时期的诸臣。
还有一疏文,仍系谏阻近幸,略云:
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
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
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于元帝。
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
唐亡之祸,基于开元。
熙宁、元丰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辈用事总兵,权势震灼,中正兼干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师徒冻馁,死亡最多。
宪陈再举之策,致永乐再陷,用臣兴土木之兵,无时休息,罔市井之微利,为国敛怨,此三人者虽加诛戮,未足以谢百姓。
宪虽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
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幸陛下垂察焉!
两份疏表呈入,宋哲宗皇帝赵煦仍然没有省悟。
范纯仁、韩忠彦等亦当面奏请宋哲宗皇帝效法宋仁宗赵祯,均不见纳。
吕大防受命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杨畏即首叛吕大防,向朝廷上言:“神宗更立旧制,垂示万世,乞赐讲求,借成继述美名。”
宋哲宗皇帝便召杨畏入内宫对语,并问:“先朝旧臣,孰可召用?”
杨畏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且言:“神宗建立新政,与王安石创行新法,实是明良交济,足致富强。
今安石已殁,只有章惇才学与安石相似,请即召为宰辅。”
宋哲宗皇帝赵煦却很是信从,当下传出中旨,恢复章惇、吕惠卿原来的官职。
接着宋哲宗皇帝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
至宣仁太后高氏葬毕,吕大防回都,闻侍御史来之邵已经有弹劾的奏章,即上书辞职,宋哲宗皇帝立即准奏其请求。
拔去首辅,好算辣手。
于是彼言继志,此言述事,哄得这位宋哲宗皇帝居然想对父尽孝,一心一意地绍述宋神宗。
元佑九年三月,廷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拟题,题云: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
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原来元佑变政,曾经禁用王氏《经义》《字说》,科试仍用诗赋。
所以李清臣发策,看作甚重。
第一条便驳斥词赋,第二条阴主青苗法,第三条指免役,第四条论治河,第五条斥还夏四寨事,第六条讥盐铁弛禁事。
门下侍郎苏辙抗言上奏道:
伏见策题历诋行事,有诏复熙宁、元丰之意。
臣谓先帝设施,盖有百世不可易者。
元佑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至于事或失当,何世无之?
父作于前,子救于后,前后相继,此则圣人之孝也。
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
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
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
章帝深鉴其失,代之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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