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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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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是我写过最长的一部小说。

起初我没打算写这么长，四十万字差不多。

但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即兴艺术，没法规划，也不能设计，不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地按照蓝图施工，它一定充满了各种意外。

即使是创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下一行会发生什么，只能由着自己的兴致一个猛子扎下水，闭着眼睛拼命游，浑然未觉字数的增长：五十万，六十万，七十万……等到我重新浮出水面，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字数统计：八十万字。

八十万字听起来很多，落到纸面上我却只嫌太少太局促，简直施展不开。

原因无他，中国近现代史实在漫长，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也实在精彩。

在调研和创作过程中，我查到了太多值得起立致敬的真实人物，也看到了太多值得浓墨重书的事迹。

我就像是一头闯进玉米地的熊瞎子，面对这么多玉米棒子欣喜若狂，手足无措，简直不知如何取舍是好。

历史的真实，自带着一种凝重的质感，它无须雕琢，不用矫饰，仅仅凭着“真实”

二字，就已超越了一切艺术创作。

所以《大医》也是我写得最惊心动魄的小说。

这个“惊心动魄”

不是形容读者的阅读体验，而是描绘我创作时的心路历程。

我经常读着读着资料，激动到浑身战栗不能自已，甚至有几次热泪盈眶。

姚英子护送孤儿前往重庆的故事，脱胎于艾伟德和蒋鉴两位伟大女性。

艾伟德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外号叫“小妇人”

。

在抗战期间，她带着一百多名孤儿躲避战火，从山西阳城一路长途跋涉，翻山涉水，历尽艰辛，最终抵达西安。

后来好莱坞根据她的事迹，拍了一部电影叫《六福客栈》，由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影响巨大；蒋鉴女士是顾维钧的外甥女，丈夫周明栋是德国医学博士，夫妻俩本来是在杭州行医。

抗战爆发之后，他们来到汉口加入第五陆军医院，义务提供战地治疗服务。

一九三八年，蒋鉴受李德全、邓颖超之托，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一百名难童从武汉转移。

这一百名难童体弱多病，许多人罹患肺结核、支气管炎、疥疮、贫血症等，而蒋鉴女士以极大的毅力，奇迹般地把他们一个不少地送到了重庆。

而她自己因此积劳成疾，去世于一九四〇年。

方三响在郭梁沟镇的传染病调查，素材是取自《解放日报》一九四四年的一篇报道。

当年在延安附近的川口地区暴发了一次严重的传染病，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生徐根竹奉命前往调查。

徐根竹是福建龙岩人，老红军，因为在作战中腿部受伤，转入后方的医疗队伍。

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满怀革命热情和学习劲头，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积极奋战在抗疫一线。

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之下，徐根竹顺利解决了川口地区的疫情，解除了延安的公共卫生危机——整个过程之曲折，其实足可以单拍一部电影。

后来徐根竹出任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院长，不幸于第二次榆林战役期间牺牲。

他的墓碑，至今还矗立在榆林烈士陵园里。

书中的“老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