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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超越内史论与外史论之争1（第1页）

第四节超越内史论与外史论之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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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科学编史学有两个主要传统或学派：内史论（Internalism）或科学史的内史论者（IHistoryofSce）以及外史论（Externalism）或科学史的外史论者（ExternalistHistoryofSce）。

一、科学的内史论及其演化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Koyré）是最著名的科学内史论者，在他看来，现代科学来自于参与其中的科学家绝然采纳了一种全新的、不同以往的形而上学的基础。

那么，这里的“形而上学”

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形而上学认为，“自然从根本上说是精确的、可计量的”

。

如此看来，柯瓦雷所说的科学史是一个革命和断裂的历史；而不是一个进化和延续的历史。

显然，柯瓦雷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解释科学革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把科学革命理解为思想的断裂，则是值得怀疑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历史学家约翰·赫尔曼·兰德尔（JohnHermanRandall）和在牛津工作了40余年的澳大利亚学者A.C.克龙比（A.bie）提出了一种内史论，认为科学的关键不是形而上学而是“科学的方法”

。

这些学者认为科学的精髓就是“方法”

。

在他们看来，方法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在中世纪大学的学者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然后经过不断地提炼和讨论，到了17世纪的伽利略、牛顿等人那里，科学方法终于大功告成。

2012年著名科学史E.格兰特（E.Grant）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倔强的科学史家的反思》（RefleslodyteHistorianofSce，OSIRIS;2012;27;133-155）一文，该文指出，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内，科学史家追求观念史或内史论观点，只是在20世纪末科学史家才开始关注科学的社会环境，也即是外史论的观点。

格兰特坚持认为，较之内史论，外史论更为合理，其证据就在于，自然哲学在中世纪的繁荣就在于基督教对它的支持。

二、科学的外史论及其演化

科学的外史论认为，科学进步及其革命主要是由科学之外的因素如经济-社会发展或宗教等文化因素推动的。

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无疑是科学外史论的倡导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述中发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的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因此，“用暴力消灭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

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

[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3]。

但作为科学史解读的外史论是鲍里斯·黑森（Boris.Hessen）和贝尔纳（J.D.Bernal）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提出的。

鲍里斯·黑森是一位俄国的知识分子和物理学家，1931年，苏联第一次派出了代表团参加每四年举行一次的科学史国际会议（IioheHistoryofSce），黑森所递交的论文是科学史学科历史上最著名的会议论文，就是《牛顿〈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TheSodEicRootsofon’sPrincipia）。

这次国际科学史大会强烈地震撼了英国的科学界，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科学外史论杰出代表的J.D.贝尔纳。

贝尔纳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科学知识分子团体的一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