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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第1页）

二、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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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自康德以来便形成了独有的思想传统和思维方式，哲学家们普遍地关注于寻求作为知识基础的理性基点，并试图由此而建构整个知识的大厦。

这一梦想尽管在“二战”

期间由于纳粹的统治受到了冲击和破坏，但20世纪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空前繁荣，人们在享受富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却因精神的空虚承受着道德沦丧、心理失调、精神反常等现代社会病症的折磨，从而对理想信念与精神解放充满了满腔热情和迫切需要。

如何通过对现代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进而继续启蒙运动的优良传统并重建知识的理性基础，就成为困扰哲学家们的时代命题。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

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的代言人哈贝马斯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脱颖而出，以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承继启蒙精神的传统为毕生理论耕耘的核心目标，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理论——“交往行为理论”

（TheoryofuniA），致力于重新定位理性的界域，为主体之交流寻求一种理想的语言环境，以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1961年到1964年在海德尔堡大学讲授哲学，1964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1971年主持施塔恩堡新成立的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

①他是当今哲学界最具有体系性和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主要代表作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交往行为理论》（两卷，1981）等。

他著述丰富，思想独特，力图通过规范语用学重建交流理性，并建构联结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桥梁”

，其思想在西方引起极大争议并受到广泛的关注。

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是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他成功地借鉴了英美哲学的方法论手段，使其基本的哲学路向发生了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分析的语用学转向，所导致的规范语用学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理性重建提供新的模式，以支持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对英美哲学产生的兴趣以及对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合流所做的贡献，都是以规范语用学为基础的，可以说，规范语用学构成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

本节全面系统地描述和分析了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思想，哈贝马斯在对其进行建构中，继承和批判了包括马克思、康德、霍克海默（M.Horkheimer）、马尔库塞（H.Marcuse）、米德、阿佩尔、奥斯汀、乔姆斯基和达米特（M.Dummet）在内的许多哲学家的思想，并与他们进行了思想的直接对话，因此，具体地揭示他们与哈贝马斯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展示规范语用学的形成路径、理论基点、内在核心、基本目标以及在当代哲学中的意义，对于整体把握哈贝马斯社会思想的本质，理清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方向，进而洞察20世纪哲学方法论的演变特征，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一）从文化意识批判到语言分析批判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剧和激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流派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成了现代社会理论中主导性的思潮之一。

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T.Adorno）为代表，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出发点，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综合性研究与批判为主要任务。

在他们看来，虽然现代资本主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更有竞争力，但本质上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

，宣扬的是极端化的科学技术理性，以牺牲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劳动的目的性为代价，来达到经济、技术的一体化，因此是一种“打着理性旗号的现代奴隶制”

①。

但是，在如何摆脱这种使个体泯灭的社会制度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

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已经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过时了，现在应当用“本能革命”

“意识革命”

来取而代之，即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础和人的本能结构的改造，来改变个体的现实状况。

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以文化意识哲学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就由对现实的揭示走向了构建现代“乌托邦”

式的革命理论。

同时，对现代资本主义压抑个性的另外一种批判是由尼采（F.zsche）以及其后继者福柯（M.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所做出的。

他们采取了对作为工具理性愿望的理性进行批判的形式，并将工具理性作为理性的全部，认为正是工具理性的过分发达，使得金钱和政治等异己存在干涉了人的主观世界，动摇了人的意义感，因此，必须压制理性而发扬感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两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就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揭示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们过于悲观化了。

尼采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由于对理性社会的不满而走向了对非理性主义的宣扬，而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则对现代化社会的前景感到暗淡，并在前者的侵蚀下走向了理论的死胡同。

面对理性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这一悲惨境地，哈贝马斯既不愿意放弃社会批判理论，即他认为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又不愿意像老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那样，屈服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而压制理性概念。

他确信完全有可能在正确揭示现代社会病症的同时，为这种畸形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个非病理的、规范的、正常的评价标准，即进行理性启蒙的计划。

但是，他也看到，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探寻另一条可选择的道路，以重新奠立理性的地位。

在他看来，这种重建的理性应当既为个体的和社会生活的不合理或不公正的形式的批判提供一种标准，从而继承老一代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目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同时，它也应当避免不合理地压制理性，而忘却了个体和社会生活之理性实现这一现代性的计划。

在继承和批判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和广泛汲取英美语言分析哲学、释义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的成果基础上，哈贝马斯最后选择了“规范语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