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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第1页）

第一节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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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是晚清文化赖以存在的广阔基础和土壤，晚清文化发生的种种变化无不反映着晚清社会的新陈代谢，都可以从晚清社会的变化中找到它的根源。

与鸦片战争之前相比，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丧失了主权独立，逐步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由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新的阶级关系，使传统封建社会结构开始解体。

晚清社会发生的上述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文化体系的形成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一、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之后，各国列强接踵而至，鲸吞蚕食，迫使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

在晚清70余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使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一系列侵略手段，把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从中国索取了大片领土和利益。

中国不仅发生了民族危机，而且越来越严重，直至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

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各种手段中，推行炮舰政策，发动侵华战争，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是它们危害中国最重要的侵略手段。

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英国进犯西藏、日俄战争等，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晚清期间发动的规模较大的侵华战争。

每次战争，各国侵略者往往出动数万、数十万近代化军队，穷兵黩武，大开杀戒，毁坏了中国大量的城市和乡村，给亿万生灵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各种不平等条约不仅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枷锁，而且也是中国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标志。

据王铁崖先生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一书统计，晚清时期，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协定、章程、合同共有533项，绝大多数都是不平等的。

强迫中国订约的国家既有英、法、俄、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强国，也有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实力稍次的西方国家。

它们或者用野蛮的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就范；或者制造借口，进行敲诈勒索；或者乘人之危，取渔人之利。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把对中国的侵略加以“合法化”

，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帝国主义列强大肆掠夺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是晚清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时期民族危机深化的重要标志。

从英国逼签《南京条约》割占香港起，先后有英国、俄国、日本等国，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掠去中国大片领土，到1914年俄国强占唐努乌梁海地区为止，被各国列强侵占的中国领土约为17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原有领土的16％。

除了强占中国领土，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沿海重要港湾大都变为它们的租界地，中国已处于被鲸吞蚕食的危境。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1]谭嗣同发出的这种感慨，是对中国民族深刻危机的真实写照。

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勒索赔款，如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赔款银1670万两；中英《烟台条约》赔款银20万两；中日《马关条约》赔款银2亿两；与英、俄、日等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银4.5亿两，本息折合高达9.8亿两。

以上7项赔款合计白银12.5349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以1901年计）的10倍以上。

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大量借款合同，向中国输出资本，操纵中国的内政。

这种奴役性的借款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急剧增加。

仅在1898—1911年的十余年间，清政府举借外债多达110项，所借债额累计超过白银12亿两。

[2]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带极其苛刻的政治条件，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极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