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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近代新道德的提倡（第1页）

第二节　近代新道德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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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新道德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

在民国成立之前，由戊戌维新志士和辛亥革命志士构成的近代新兴社会力量，是倡导新道德的主体。

由一批进步思想家所写的阐述“道德革命”

的著述，标志着这一时期近代新道德的提倡与发轫。

这些著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实理公法全书》，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的《天演论》《辟韩》，谭嗣同的《仁学》，孙中山的《同盟会宣言》，邹容的《革命军》，等等。

这些思想精英们的道德建构起到了巨大的理论先导作用。

而他们主动进行的改造国民性活动以及关于新道德的推行工作，又加强了道德理论的实践性，加之晚清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新道德观的渗透，使晚清最后10年间的社会道德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抨击旧道德的同时，积极从事新道德的构建工作，提倡新道德，其内容包括国民公德、自由平等、权利义务观、独立自尊观、竞争进取精神、重商与功利观等。

而其核心内容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精神。

一、国民“公德”

观

国民“公德”

观，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们积极倡导的新道德之一。

所谓“公德”

指的是处理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遵循的伦理准则，“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26]也就是个人对于社会、群体、国家应尽的各种义务。

梁启超、康有为、蔡元培等都是“公德”

观的积极倡导者。

梁启超认为，所谓“公德者，诚人类生存之基本哉。”

[27]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们是否具备“公德”

。

公德的基本精神是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

人类为了生存而聚居在一起，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又常常是相互矛盾的。

为使群体得到巩固壮大，就必须牺牲个人利益，维护集体利益，也就是要发扬公德。

他认为，一个民族有无公德和公德之盛衰，是关系到这个民族存亡盛衰的大问题，“公德盛者其群必盛，公德衰者其群必衰。”

[28]但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的臣民百姓最缺乏的就是公德，“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29]自古以来，中国人“皆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

“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者”

，这种状况造成中国数千年“政治之不进，国华之日替”

的严重后果。

[30]因此欲振兴中国社会，就应该在国民中大力提倡公德，培养国民讲究公德的品质。

在梁启超看来，公德的基本准则是“利群”

，“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