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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产生巨人的时代（第1页）

导言　产生巨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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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普通人看来是单调乏味的。

比如德国大哲康德，几无生平可言；中国大哲程颐，也以性格的固执、单调著称。

他们的名字底下，是一套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奥、精密的学说，接近他们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学力。

但也有另外一类思想家，如伏尔泰、苏轼那样的，生平多故，极富传奇色彩，兴趣广泛，性情开朗，为人们所乐于接近，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能从之获益。

因此，他们所到之处，群众闻讯围观，妇人孺子皆晓其姓名，文人学士珍藏其签名、手迹，录传其逸闻趣事，他们的学说也经常以极为世俗化的方式，深入到民间的生活之中。

我们对那些不顾尘嚣，寂寞创作的思想家深怀敬意，他们的学说是民族文化的脊梁，学术史上的丰碑；不过，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深受民众喜爱的思想家，他们的精神遗产，对于一般社会生活，尤其是对于后世文化人的人格塑造，所起的影响更为巨大深远，那是民族文化的血肉，与学术史的大地。

那么，为什么说“更应该注意”

呢？以苏轼为例，可以说明之。

苏轼确实是那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思想家，甚至在他的生前，他的名字后面已经跟随着许多美丽的传说，千百年来，仅仅是这样的传说，已经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

每一个中国人，若认真省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必会发现有不少甚为根本的东西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苏轼的（这里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文学观念，而主要是就世界观、人生观而言），称他为中国人“灵魂的工程师”

绝不过分。

就此而言，历史上罕有人堪与相比。

因此，苏轼的思想对于国人生命灵性的启沃，盖不在孟轲、庄周之下，而恐远在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哲学巨匠之上。

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影响，见于后人的著述文字者还属其次，更重要的是著见于文人学士的心灵。

宋以后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中，无不有一个苏东坡的形象在——这是历史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积淀，是人心中的历史。

然而，文献中的历史却另具一副面目。

元明以降，追慕苏轼精神境界的不乏其人，但一谈道德性命，辄很少人会谈到苏轼。

关于有宋一代学术的比较权威的著作，要数《宋元学案》，那其中本不乏与程朱理学相异的各派学说，一一列为“学案”

，却偏将苏氏“蜀学”

与王安石“新学”

另列为附录，其意该是视为异端。

“新学”

“蜀学”

本来至少可与程氏“洛学”

并峙，却因南宋人将北宋灭亡之故归罪于王安石，而讳言“新学”

，又徒以朱熹尊程贬苏之故，而讳言“蜀学”

，这无疑出于偏见。

可是，在“五四”

以后，程朱理学的权威意识形态之地位已经推倒，哲学史界对“蜀学”

的研究却仍远逊于对“洛学”

的研究[1]，遑论给予恰当的评价。

这种情形，与苏轼对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影响，是很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