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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二千石到阶下囚（第1页）

四、从二千石到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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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轼出京前，当年的川中长官张方平已调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他奏准朝廷请苏辙去任该州的州学教授。

故苏轼熙宁四年（1071年）赴杭时，先至陈州会晤兄弟，随后在苏辙陪同下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同谒退居在那儿的恩师欧阳修。

师生相谈甚欢，感慨良多。

欧阳修于次年即与世长辞，后来到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知颍州，重来此地，追怀往迹，二十年前的情形犹历历在目：

契阔艰难，见公汝阴。

多士方哗，而我独南。

公曰“子来，实获我心。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见利而迁，则非我徒”

。

又拜稽首，有死无易。

公虽云亡，言如皎日。

[173]

在这里，被欧公斥为“非我徒”

的“多士”

，显然就指苏轼的一些襄赞“新法”

的同年，如吕惠卿、曾布等，而苏轼以反对“新法”

南赴杭倅，在欧公看来是有“道”

的表现。

告别了老师和弟弟后，苏轼继续南行，经扬州，于当年十一月到达杭州任上。

从此时起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他担任地方官八年之久，相继在杭州、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四地任职，在杭任通判，在后三地则任知州，汉时所谓二千石之官。

宋代官制重内轻外，京官中与宰执政见不同者，若不议罪贬窜，则以出任相应级别的地方官为最常见的“下野”

方式。

一位官员连续在地方上任职而不被调往京城，说明他仕途不顺，倘他是个不同政见者，很可能还不准进入京城，叫“有旨不许入国门”

。

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密州任满赴京述职时，就遭此待遇，结果只好在京城附近的范镇家里暂住。

但苏轼在地方上却是颇有政绩的。

他的天性中有自由放达的诗人气质，却并不妨碍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

他是个关心民瘼的良吏，也是个果决任事的能吏。

在杭州，他帮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174]，还巡行属县，监督捕蝗，赈济灾荒，甚至在除夕之夜野宿城外[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