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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见（第1页）

二、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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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政见”

，指的是他参与朝廷的实际事务时所发表的见解，形于他的许多奏折之中。

这些奏折，始于熙宁二年五月的《议学校贡举状》，终于绍圣元年的《赴英州乞舟行状》[724]，自始至终皆与新、旧党争相关，而引起这党争的，自然就是王安石变法。

所以，就苏轼正式提供给朝廷的政见来说，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新法”

的态度。

从南宋直至清代，史家对苏轼政见的认识和评价没有多少异议。

苏轼被认定为旧党要员，其政见为反对“新法”

，由于王安石长期被否定甚至唾骂，故反“新法”

的苏轼政见是被肯定的。

但后来，王安石的问题被翻了案，人们对他越来越不吝予以赞美，这就使旧党人物相应地被否定。

如果苏轼只是个政治家，他很可能被不加分辨地随旧党一笔抹杀。

所幸他又是大文艺家，受文艺史家的钟爱，所以，他与“顽固派”

代表司马光之间的差异被发现，因为只要与司马光不一样，苏轼就有被拯救的可能。

这番良好的用心结出了果实：我们发现了苏轼政治态度中倾向于改革的某些因素。

同时，那也增大了研究的难度，因为他的政见显得复杂了。

这是研究深入的表现，倘不曾借力于“新法”

评价上的翻案与文艺史家钟爱苏轼之间的矛盾，人们可能不会把他的政治态度作为需要剖分的矛盾体来研究。

不过，也有负面的影响，就是苏轼又有可能被视为“投机派”

“两面派”

。

依传统的政治道德来说，那比索性做个“顽固派”

更为不堪，“顽固”

还算得一种独立的政见，“投机”

则不值一提了。

于是，且不论其政见为进步或保守，其是否有独立政见，也成了问题。

苏轼关涉政治的言论，确有许多前后矛盾之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必为他讳饰。

如果说这些矛盾言论的底下仍有前后一贯的政见，那就必须委曲解释；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所以，我们承认他的政治态度存在着种种显著的矛盾。

那么，是不是“两面派”

呢？也就是说，这些矛盾是因“投机”

而产生的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理由很简单，凡“投机”

，总是向矛盾的偏于能获利的一方“投”

去，而苏轼却每一次都“投”

到了相反的方向，于熙宁时、元祐间与元祐末三次被迫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