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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死、出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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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问题,当然是哲学所关怀的最大问题之一,然而,它却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把人生看作“寄寓”
的过程又从而积极肯定之,固然足以在理论上统一儒、道两家的人生态度,然而,这种审美的态度在面临现实时,不能不接受现实的严峻考验。
审美的精神是自由的,现实却限制自由。
限制来自两个方面:来自自然的是生命的有限性,即生死的问题;来自社会的是对个体创造性活动的制约,就政治上说,是议政、施政的权力得失要取决于朝廷,然则从政既是创造性活动的重要内容,却也可能因此而失去自由,这就有了一个出处的问题。
生死和出处,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面临的两大人生课题。
依“寄寓”
思想本身的逻辑,视生为寓,固应视死如归,似不当再有生死的问题,但实际上,生了病的人都会积极寻求治疗,出于人情,对亲友的死亡不能不悲伤,出于礼数,对长辈的去世也不能不哀悼,出于政治责任,对生民的存活也要负责,即就自身而言,死有自然寿终,也有为节操而杀身,为事业而忧劳致死等可能的情形,则也存在各种选择的困境。
“寄寓”
思想把政治活动也看作人生的寓意达志的创造性活动,似乎投身政治并不违碍人生的审美情操,但一个社会的政界有它自身的运作规律,是现实中各种矛盾的冲突交汇之处,它既需要政治家的创造力的投入,也必然要打击这种创造力,若坚持寓意达志而不与世沉浮,便必然大受痛苦,若引身退出,不涉此途,又失却“寄寓”
之一义。
因此,出处和生死两大现实问题,形成对“寄寓”
思想的挑战。
尽管苏轼把“寄寓”
论述为充满诗意和快乐,但他的实际人生却不可避免地遭受痛苦。
也正要在不断的痛苦经历和持续的反思中,苏轼才能为“寄寓”
的人生找到安身立命的大地。
看苏轼的文字,一方面见他处处自道寓意之乐,一方面也能感受他浓重的人生虚幻意识和苦难意识。
他以“寄寓”
思想来理解自己对政治活动的投入,对社会政治的责任,比一般儒家的忠君报国之说更为深刻;但他因生死和出处的困境而引发的人生虚幻意识和苦难意识,较前人也更为沉重和深微。
以“寄寓”
之乐来克服虚幻、苦难之感受,并不容易,他的“乐”
实在得之不易。
翻开苏轼的集子,一种人生空漠虚幻的感觉便扑面而来。
“人生如梦”
,便是他的诗词中经常咏叹的。
应该说,“寄寓”
的人生当然犹如梦境,但这种对于个体生命实在性的怀疑甚至否定,势必给对于生命之意义、价值的探寻造成困难。
是的,一个人若时时想着我终究是要死的,那么还来做什么事呢?但死又确实无可避免,故即便有“寄寓”
思想以自解,苏轼仍不断发出“人生如梦”
的感叹。
仅从苏词取证,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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