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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为官两湖（第5页）

待刻公、勋业到云霄，浯溪石。

词中对王佐的骄态、嗜杀与自得极尽讽刺。

王佐闻之，颇为不悦，心生怨怼，到京后谓执政曰：“佐本书生，历官处自有本末，未尝得罪于清议，今乃蒙置士大夫所不可为之地，而与数君子接踵而进，除目一传，天下仕人视佐为何等类，终身之累，孰大于此。”

王佐晋职后，赵昚下诏，辛弃疾“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

。

辛弃疾上任后，又发生了几起小规模的聚众抗捐事件，因处置得当，很快便得以平息。

辛弃疾深入瑶民聚集地区访察，深切地体会到历任官府、隶役将少数民族视为“化外之民”

，而对其加以蔑视、歧视与欺压，造成了少数民族的居民与汉人间的极大心理隔阂，他们内心也将自己自视为“土人”

“野人”

，稍有不合，便以棍梃相恃，不但动辄以武力抗对官府皂吏的欺压勒索，还常常将正当的税赋征收视为对他们的歧视盘剥而聚众相抗。

辛弃疾认为要消弭湘南频发的盗寇起事之源，除积极采取有力的军事行动外，更重要的是一方面要加强整治管理，消除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心理与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开化”

教育，使其理解、认同国家的管理政策以及与汉民同等的“化民”

身份。

于是，辛弃疾上疏皇上，奏请在郴州宜章、桂阳军临武县设立官学，通过给瑶侗等少数民族子弟与汉人同等的“晋身之阶”

，在政策和心理上消除汉人与少数民族间的歧视差别。

此举得赵昚首肯，并快速得以施行。

与此同时，辛弃疾严加吏治整顿。

他查知新任桂阳军的知军赵善珏有贪腐行为，立即奏劾其“昏浊庸鄙，巢占军伍，散失军器，百姓租赋科折银两赢余人已”

。

赵昚下旨赵善珏特降一官，放罢。

辛弃疾在经历了江西、湖北、湖南三次大规模的平盗之后，深切地体察到此起彼伏、屡禁不止的聚众为盗事件，其根源在于苛捐杂税、吏治腐败使平民百姓无法生存，遂有官逼民反、扯旗造反之举。

他一方面认真考察农户们的生产、生活、纳税状况，一方面上疏朝廷建议遍谕地方官吏，禁绝横征暴敛、贪求无度之举。

不过，他想吸取“娥眉曾有人妒”

的教训，不犯或少犯众怒，于是只在上疏中模糊而语：“官吏贪求，民去为盗，乞先申饬，续具按奏。”

赵昚看后，大为不悦，认为他作为“牧守”

，有推卸职责之意，遂御笔付辛弃疾：

卿所言在已病之后，而不能防于未然之前，其原盖有三焉：官吏贪求而帅臣监司不能按察，一也。

方盗贼窃发，其初甚微，而帅臣监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

当无事时，武备不修，务为因循：将兵不练，例皆占破，才闻啸聚而帅臣监司仓黄失措，三也。

夫国家张官署吏当如是乎？且官吏贪求，自有常宪，无贤不肖皆共知之，亦岂待喋喋申谕之耶？今已除卿湖南，宜体此意，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吏，当具以闻。

朕言不再，第有诛赏而已。

赵昚的批旨认为，盗寇频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地方主官督察不力、军队反应速度过慢，以及军队战力不强所致，一句话，就是镇压得不够快、不够狠。

且认为贪官污吏问题国家早有法律规定，人尽皆知，没有必要再下旨重申。

并申斥辛弃疾，你只管尽心管好湖南的事就行了。

不过，批旨中也反映出赵昚对辛弃疾还是给予了极大的信任。

辛弃疾极不赞同赵昚的主张，在得赵昚御书后，难耐其刚拙之性，依其实地考察之情形，他再一次奋笔疾书《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痛陈民生之艰、时政之弊、吏治之贪才是盗寇频发的根本原因：

臣窃唯方今朝廷清明，法令备具，虽四方万里之远，涵泳德泽如在畿甸，宜乎盗贼不作，兵寝刑措，少副陛下厉精求治之意；而比年以来，李金之变，赖文政之变，姚明敖之变，陈峒之变，及今李接、陈子明之变，皆能攘臂一呼，聚众千百，杀掠吏民，死且不顾，重烦大兵剪灭而后已，是岂理所当然者哉？臣窃伏思念，以为实臣等辈分阃持节、居官亡状，不能奉行三尺，斥去贪浊，宣布德意，牧养小民，孤负陛下使令之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