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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人的发现与甲骨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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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董作宾在安阳发掘工地,脚下是“杀人殉葬坑”
现场(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提供)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长达一个世纪里,甲骨文出土约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
1937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只限于小屯、侯家庄南地、后岗三处。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甲骨文出土的地点不断扩大,除上述3个地点外,在四盘磨、薛家庄南地、花园庄东地、花园庄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坟东地、刘家庄北地等8个地点都出土了刻辞甲骨。
已被学术界广泛所知的是,殷墟的发掘,肇始于对甲骨文的辨识和释读,而自殷墟科学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事实上,早在殷墟发掘之初,董作宾就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系统研究,并不断地推出研究成果。
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做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在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连坑”
内出土了“大龟四版”
。
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的材料进行了长时间的细心研究,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论文《大龟四版考释》,从而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
董作宾指出,甲骨文在200余年间,“经过了七世十一王,这七世十一王的卜辞,必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断代的工作,也就应运而生。
倘若能把每一时代的卜辞,还他个原有的时代,那么,卜辞的价值便更要增高,由笼统的殷人两百年间的卜辞一跃而为某一帝王时代的直接史料了”
。
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8项标准:“断代之法,应从各方面观察而求其会通,大要不外下列的数种: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项;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
在甲骨刻辞的前辞中,经常看到有“干支卜某贞”
的字样。
对于卜和贞之间的某字,以前的研究者有的疑为官名,有的疑为地名,有的疑为所贞之事。
董作宾根据“大龟四版”
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辞的研究,论定卜贞之间的某是人名,而绝非地名或官名。
这个发现,不仅使甲骨卜辞能够顺利通读,而且为甲骨文的断代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其时正在日本进行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从董作宾的贞人说中受到很大启发,他说:“曩于卜贞间一字未明其意。
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颇若凿破鸿濛,……凡是同见于一版上的贞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
如上列第四版,贞人共有六个,在九个月中,他们轮流着去贞旬,他们的年龄无论如何,必须在九个月内是生存着的,最老的和最少的,相差也不能过五十年。”
通过同版共见的贞人间的联系,再结合其他断代标准,就可能把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分列于各个王世之下,使殷墟200多年的甲骨卜辞各归其主。
董作宾的这一发现,为甲骨学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33年,董作宾又将其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之于世。
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宏文,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标志着甲骨文的研究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董作宾在《大龟四版考释》的基础上,经过深入、严谨的研究,创立了科学而缜密的甲骨文断代体系,这就是通行半个多世纪的著名的“十项标准”
和“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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