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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显然自治政府没打算妥协,而此时,谣言仍在四处散播。
有传言称,巴伦西亚政府已派出六千多名士兵前去占领巴塞罗那,而五千多名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民兵则已经离开了阿拉贡前线,准备对抗政府军。
事实上,只有第一个传言是真的。
从瞭望塔望去,我们看到了浅灰色船只已驶进港口,看上去像是军舰。
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利说,那东西看起来像是英国的驱逐舰。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英国的驱逐舰。
我听说那天晚上在西班牙花园广场,有四百名警卫队士兵向无政府主义者缴械投降了,还有消息称,全国劳工联盟好像已经在郊区(主要是工人阶级居住区)控制了整个局势。
从这些消息来看似乎我们已经胜利在望。
但是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过去,他表情凝重地告诉我,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政府即将取缔马统工党,并宣布因为此决定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
这个消息简直就像三月天的响雷,着实令我震惊,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消息是此后发生一切事情的真正理由。
我隐约感到,一旦战争结束,所有的一切罪名都会落到马统工党的头上,因为它是力量最弱的一个党派,让它做替罪羊再合适不过了。
同时,我们在这里的中立立场也将宣告结束,一旦政府向我们发难,那么我们除了自卫别无选择。
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此时驻扎在行政大楼对面的警卫队一定会收到向我们开火的指令,因此,我们只能先下手为强。
柯普在电话旁等候命令,如果马统工党的确被宣布以非法党派的名义取缔,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做好占领摩卡咖啡馆的准备。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漫长的、梦魇般的夜晚,我们一直在加强大楼的防卫措施。
我们锁上了大楼前门的铁窗,在前门的后面,用工人们弄来的备用石板筑起了一道壁垒。
我们仔细检查了军械库。
加上波利欧罗马屋顶上的六支步枪和一支坏了的手枪,我们总共有二十一支枪,每支枪大约有五十发子弹,还有几十枚炸弹。
若不是我发现了这个军械库,除了几支手枪外,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我们有十二个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国人,他们都表示一旦开战,他们愿意主动进攻摩卡咖啡馆。
当然,如果要开战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午夜刚过的时候从屋顶上向他们发起突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他们虽然人多,但我们士气更高涨,尽管这么做肯定会有人牺牲,但是我们最终必然能够攻下咖啡馆。
我们大楼里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而且到处有传言称“他们”
要给我们断水(没有人知道“他们”
是谁,是掌管着供水的政府,还是全国劳工联盟,我们无从知晓)。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盥洗室的所有水盆,以及我们能够找到的每只水桶都装满了水,最后,连警卫队送给柯普的十五个早已喝光了的啤酒空瓶子里也灌满了水。
我已经差不多六十个小时没有好好睡觉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情绪已接近崩溃。
现在已是深夜了。
楼下的壁垒后面睡了满地的人。
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放着一张沙发,我们打算把这里作为伤员包扎室。
尽管毫无疑问,在这幢大楼里既没有碘酒,也没有绷带。
我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此时,哪怕在攻打摩卡咖啡馆之前睡上半个小时也是好的,而之后我便很有可能会在战斗中身亡。
我至今仍会想起当时我在睡梦中仍能感受到别在皮带上的手枪勒得我的腰部疼痛难忍;另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便是当我突然醒来,惊讶地发现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边。
原来,我的妻子早已从旅馆里跑了过来,她打算临时充当一名护士以备不时之需。
天亮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政府没有向马统工党宣战,也没有停水,除了零星的几声枪响,街道上一切正常。
我的妻子说她不忍心叫醒我,就在外面房间的扶手椅上睡了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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