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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虽剧,亦是学问之地。
庐陵县的政事的确很“剧”
,恰因为很“剧”
,才成了王阳明心中修行的宝地。
庐陵县受江西吉安府管辖,在历任县令眼中,这是个刁民泛滥之地。
当地百姓特别喜欢告状,县官每天的工作就是审案。
这些案子就如人的欲望,层出不穷。
王阳明到庐陵县衙门的第一天,县衙的工作人员就提醒他,这些刁民特别喜欢告状,更喜欢上访,对付他们,只能采用高压手段。
王阳明开始修行,他说:“高压手段不是良知的指引,我们身为父母官,就要和百姓‘和’,高压手段只能破坏我们和百姓的‘和’。
自古以来,没有百姓喜欢和官府为难,我们应试着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是有非告状不可的原因呢?找到这个原因,解决它,这才是我们父母官应该做的。”
有此心必有此理,王阳明用心找庐陵百姓喜欢告状的原因,很快就找到了。
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人员流动性大,鱼龙混杂,是非极多。
受习俗所染,庐陵人大都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用心至此,那王阳明得出整治庐陵百姓的真理就是:高压政策。
但王阳明觉得,还是没有得到最全面的真理。
于是他又深入调查,这是内心良知的指引。
很快,他又得出了另外的原因:庐陵的赋税比其他县要高出一大截,百姓经常告状就是因为不堪重赋。
这是个恶性循环,赋税重就告状,告状久了就把告状当成行为艺术。
这个问题很棘手,要让百姓不告状就需减轻赋税,但赋税是上级指派下来的,减轻赋税就是违抗上级。
王阳明没有多想,或许他的良知已告诉他答案:重赋是因,百姓告状是果,要从“因”
上下手。
要和上级谈判取消重赋,这需要良心和勇气,更需要智慧,他不会逃避,自然也不会直来直去,在给上级的信中,他说:“我在看庐陵的税收记录时大为惊异地发现,三年前庐陵的赋税总额是四千两,可这三年来却达到万余两。
我先是兴奋得手舞足蹈,因为其他地方的赋税都在负增长,庐陵县却直线正增长。
可我错了,因为从赋税名录上我发现,有些东西在庐陵根本不产,却要收税。
我现在的疑惑是,这是中央政府规定的吗?如今马上又要交税,可最近庐陵发生旱灾,瘟疫又起。
如果强行收税,我担心会激起民变。
俗话说,饥人就是恶人。
一旦有民变,后果不堪设想。
站在民意的角度,这样做是逆情悖理,站在官方立场,我也是为你们着想,民变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于强行征税这件事,我于心不忍,客观条件也不允许。
如果你们认为我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我可以辞职。”
这番话有理有据,他的上级悚然,立即同意王阳明的主张,减轻赋税。
庐陵百姓向王阳明献上鲜花和掌声,王阳明随机而动道:“你们打官司,我不反对。
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理应奋起反抗。
但你们的状纸太职业化了,你们问自己的良知,打官司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炫耀文采,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权益。
古人云,‘辞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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