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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学改变中国（第5页）

论，很让人动容：“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

釜之为德，在一恒字。

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

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

薪之为德，在一烈字。

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熟饭。

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我乃王守仁信徒，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

这正是从王阳明心学思想衍发而来，为了正义，可舍生忘死。

汪精卫是鼓吹暗杀活动最狂热的革命党人，也许有人说他是急躁冒进，但当时跟随孙中山的，哪一个不是急躁冒进？如果不是武昌起义意外地爆发，而且爆发之后又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孙中山的革命路恐怕要走很久很久，甚至可能看不到终点。

还有人说，汪精卫虽然信奉王阳明心学，但做不到“知行合一”

。

这显然是事后追溯，因为汪精卫后来卖国，所以就把他从前的干净之身也泼上脏水。

汪精卫何尝没有知行合一？刺杀摄政王，是神鬼皆惊的大事，连孙中山都不敢想，而汪精卫一想到就去做了。

即使是为了成名，人家也有这个“行”

的胆量！

孙中山和汪精卫是暴力革命的实践者，而宋教仁则是暴力革命的理论家。

宋教仁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

幼年接受儒家教育，但考中秀才后，眼见国家残破，就放弃科举，和革命党人走到了一起。

宋教仁是彻头彻尾的王阳明心学研究者，投身革命运动后，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读王阳明的著作和王阳明年谱，他的王阳明心学笔记可以成为几本书。

宋教仁最后得出结论说，王阳明对于当时的世道人心、改造中国、对中国革命大有益处，比如“致良知”

“知行合一”

“事上练”

都是当时治疗中国的一剂良药。

在他的王阳明心学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对王阳明心学精粹有着相当深刻的辨析解读：

观《王阳明年谱》，记先生龙场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余以为此言诚是，但案之于心的圣人之道一方面则固不错，然圣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学，原是混圆一团之象，举天下万事万物皆包含在内焉，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

若分别之，则固有二方面，一心的，一物的。

心的即精神上之学问，物的即物质上之学问，所谓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谓致焉者，致此者也。

若尽用力于一方面，而遗其一方面焉，则所谓道也，所谓学问也，皆不完全矣。

吾尝谓中国自三代以下，学者无论如何纯粹，皆得圣人之道之半部分，误认半部为总体，使天地间真理与人道皆不现出浑圆之象，与在哥伦布未发现新大陆以前之地球相似。

盖人类进化未达极点，亦不能怪其然也。

阳明先生之此说，亦如是而已矣。

虽然，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者矣。

宋教仁通过对王阳明的著作和年谱的研读，将王阳明的思想和学说贯穿于其对革命理论的宣传中去。

比如，关于树立革命志向的问题，王阳明关于立志的言论就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他说，要确立革命的志向，首先必须除去自己的私欲：“言我辈初立志时，千罪万过，洗涤不胜，每遇事，心亦知其当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实践者常多，则人欲蔽之也，故现惟以克欲为第一工夫。”

而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在事上磨练”

的思想，宋教仁说：“有良知而不致与无良知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