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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51],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
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
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徐爱问先生,如何评价王通和韩愈二人。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佼佼者,王通则是贤者大儒。
后世之人仅从文章诗词方面考量两人,推崇韩愈,实则韩愈相较于王通差得远了。”
徐爱问:“那么,王通为何会犯仿作经书的过失呢?”
先生说:“仿作经书恐怕也不能全盘否定。
你来说说,后世儒者著书立说、阐述经典,与仿作经书相比怎么样?”
徐爱说:“后世儒者著书讲经,当然有追求名利的私意,然而主要的目的却在于阐明圣贤之道,而仿作经书就纯粹是为了个人的名声。”
先生说:“以著书的方式来阐述经典,又是效仿谁呢?”
徐爱说:“效仿的是孔子通过删述《六经》来阐明圣贤之道。”
先生说:“那么王通仿作经书就不是效法孔子了吗?”
徐爱说:“著书阐述经典对于圣贤之道总会有所发扬,而仿作经书则只是在形迹上模仿,对于圣贤之道恐怕没有任何补正。”
先生说:“你认为阐明圣贤之道,是使得道理返璞归真,见之于平常生活呢?还是用美艳的言辞哗众取宠呢?天下大乱的原因,就是由于空洞的言辞泛滥,而切实的行为却衰败了。
如果圣贤之道彰明于天下,孔子就不必删述《六经》了。
而孔子之所以如此做,实在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
自从伏羲画八卦,到文王演卦、周公作辞,中间阐释《易》的著述,如《连山》《归藏》等,数不胜数,可是《易》中的道理却变得混乱。
孔子发现世上崇尚文辞的风气日盛,知道《易》的学说将没有穷尽,故而采用文王、周公的学说加以阐发,并将之作为《易》之正宗。
从此,纷繁复杂的学说均被废弃,而天下阐述《易》的学说得以统一。
其余《五经》的情况,也是如此。
《尚书》从《典》《谟》之后,《诗》从《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这类浮夸的辞章,多达上千篇。
《礼经》《乐经》中关于事物以及规则的解释更是多到数不甚数。
孔子对此也都进行了删削、订正,然后奇谈怪说才得以废止。
像《尚书》《诗经》《礼经》《乐经》等典籍,孔子何曾在其中加过一句话?而现在《礼经》中的许多阐释,大都是后世的儒者穿凿附会所加,早已不是孔子所删定的版本了。
至于《春秋》,虽然都说是由孔子所作,但其实是鲁国史书中的一些旧的文献。
所谓‘笔’,也就是抄录旧文;所谓‘削’,就是删除繁杂。
都是有所删减但并无增加的。
孔子删述《六经》,是害怕繁杂的文辞惑乱天下,想要简易却很难做到,使天下之人务必去其繁文而求其实质,而不是用文辞来教化天下。
《春秋》以后,各种繁杂的文辞日益盛行,天下也就更加混乱。
秦始皇因焚书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固然是出于一己的私心,也确实不应该焚毁《六经》。
但如果当时秦始皇的目的在于彰明圣贤之道,把那些离经叛道的书籍统统焚毁,倒正合了孔子删述《六经》的用意。
自从秦汉以来,崇尚文辞的风气又日益盛行,要想根除这一风气恐怕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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