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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上001（第14页）

文王、武王之道即是尧舜之道。

只是因为时代不同，社会治理也有所不同，所施的教化与所设的政令自然也不同。

即便把夏商时代的制度政令在周代推行，恐怕也不合时宜了。

所以周公对于大禹、商汤及周文王的制度都有所研究，遇到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就反复琢磨，以至于夜以继日地思考。

更何况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又怎么能够恢复施行呢？这就是孔子为何要删述上古时代之事的缘由了。”

先生又说：“只采取无为而治的措施，不如像三王那样因时制宜地治理。

如果一定要恢复实行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就是佛家和道家的观点。

如果能因时制宜地治理，但不能像三王那样本于大道，而是出于功利的心态来推行治理，则是春秋五霸以后的社会治理了。

后世的儒者讨论来讨论去，只是讲如何实行霸道而已。”

【一二】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

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

惟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译文】

先生又说：“尧舜以前的社会治理，后世不可能恢复，因此可以略去不记。

夏、商、周三代以后的社会治理，后世不能仿效，因此可以删减。

只有三代的社会治理是可行的。

然而现在那些讨论三代之治的学者，不明白三代之治的根本，却钻研那些细枝末节，这样三代之治也不可能恢复了！”

【一三】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道即事。

《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

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译文】

徐爱说：“以前的儒者讨论《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

而史书专门记载具体的历史，恐怕与其余《五经》的题材体例有所不同。”

先生说：“从记事的角度来说就是史书，从论道的角度来说就是经典。

历史就是大道的具体呈现，大道就是历史的根本缘由。

《春秋》也是经典，其余《五经》也是史书。

《易》是伏羲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礼经》《乐经》是三代的史书。

其中的史实并无区别，其中的大道更是一致，怎么会有所谓的区别呢？”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

史以明善恶，示训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