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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2页）

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265]。

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教[266]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

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

其称名借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

，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呜呼！

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

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

呜呼！

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

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

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

不亦拘滞而险艰乎！

呜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

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

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译文】

来信写道：“杨朱、墨翟看似仁义，乡愿看似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放逐杀伐，周公、王莽、曹操的辅佐摄政，这些事迹散见于史书却无从考证，该听谁的呢？况且对于从古至今的事变、礼乐名物度数都没有考察认识，如果国家要设立明堂、建立学校、制定历法乐律、进行封禅仪式，又怎能发挥作用呢？所以《论语》说的‘生而知之’，就是理和义。

其他比如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等事，必须学习后才能知道是否可行。

这已经可以认为是定论了。”

你所说的杨朱、墨翟、乡原、尧、舜、子之、商汤、周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分别，与前面提到的舜和武王的事迹类似，大体上可以类推。

对于古今事变的疑问，前面讨论良知之说时用了规矩与尺度的比喻，也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立明堂、建学校等事，似乎还有讨论的余地。

不过真的说起恐怕很冗长，姑且就你信中所及讨论一二，多少可以解答你的疑惑。

明堂和学校的制度，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中的《月令》篇和汉儒的注疏之中。

《六经》《四书》中并未提及。

难道《吕氏春秋》的作者和汉儒要比三代的圣贤还贤明吗？齐宣王的时候，明堂尚未被毁，即便在周幽王、周厉王的时代，周代的明堂也完好无损。

尧舜的时代，人们住着茅草屋，垒土做成台阶，明堂的制度尚未完备，但这并不妨碍天下的治理；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明堂，同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一样，但对于时代的祸乱也毫无补救。

为何会如此呢？这难道不是说“以仁爱之心推行仁爱之政”

，即便茅草屋、土台阶也可以起到明堂的作用；以暴君之心推行暴君之政，虽然设有明堂，也不过是暴君施暴政的地方吗？汉武帝曾与大臣讨论建立明堂，武则天毁了乾元殿修建明堂，他们的时代天下是治还是乱呢？

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诸侯的学校称为泮宫，都是根据地形来命名的。

然而三代的学问，以彰明人伦为目的，并不先考量其样子是否像璧环，是否建在泮水边。

孔子说：“人如果不仁爱，有礼的教化又能如何？人如果不仁爱，有乐的感化又能如何？”

制礼作乐的人，必须具备中正平和的德性，以声为律、以身为度，才能做这类事。

如果只是一些礼乐器具上的细枝末节，则是乐工和祝史的职责。

所以曾子说：“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至于具体的祭祀礼仪，则由专人负责。”

尧“命令羲氏、和氏遵从天道，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

，他看重的是“尊敬地授予百姓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