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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人民已受了一次大害。

到明初平张士诚，太祖恶其民为士诚守，对于苏松、嘉湖之田，又定以私租为官税。

后来虽屡经减免，直到现在，这一带田赋之重，还甲于全国。

兼并的影响，亦可谓深了。

物价的高低，东汉以后，更无人能加以干涉。

只有食粮，关系人民的利害太切了，国家还不能全然放任。

安定谷价的理论，始于李悝。

李悝说籴（谷价），甚贱伤农，甚贵伤民（此“民”

字指谷之消费者，与农为谷之生产者立于对峙的地位），主张当新谷登场时，国家收买其一部分，至青黄不接时卖出，以保持谷的平价。

汉宣帝时，谷价大贱，大司农耿寿昌，于若干地方行其法，名其仓为常平仓。

此法虽不为牟利起见，然卖出之价，必比买进之价略高，国家并无所费，而人民实受其益，实可称法良意美。

然在古代，谷物买卖未盛则有效。

至后世，谷物的市场日广，而官家的资本甚微，则即使实力奉行，亦难收控制市场之效；何况奉行者又多有名无实；甚或并其名而无之呢？所以常平仓在历代法令上，虽然是有的时候多，实际上并无效力。

隋文帝时，工部尚书长孙平创义仓之法，令人民于收成之日，随意劝课，即于当社立仓存贮。

荒歉之时，用以救济。

后周时有惠民仓。

将杂配钱（一种杂税的名目）的几分之几，折收谷物，以供凶年平籴之用。

宋时又有广惠仓。

募人耕没入和户绝田，收其租以给郭内穷苦的人民。

这都是救济性质。

直到王安石出来，行青苗法，才推广之，以供借贷之用。

青苗法是起于李参的。

李参在陕西做官时，命百姓自度耕种的盈余，告贷于官。

官贷之以钱。

及秋，随赋税交还。

王安石推行其法于诸路。

以常平、广惠仓所储的钱谷为贷本（仓本所以贮谷，后世因谷的储藏不便，亦且不能必得，遂有兼储钱的。

需用时再以钱买谷，或竟发钱），当时反对者甚多，然其本意是好的，不过官不是推行此法的机关不免有弊罢了（反对青苗的人，有的说它取息二分太重，这是胡说，当时民间利率，实远重于此。

青苗之弊在于：（一）人民不敢与官交涉；（二）官亦不能与民直接交涉，势必假手于吏胥，吏胥多数是要作弊的，人民更不敢与之交涉；（三）于是听其自然，即不能推行；（四）强要推行，即不免抑配；（五）借出之款，或不能偿还，势必引起追呼；（六）又有勒令邻保均赔的；（七）甚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或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的。

总而言之，是由于办理的机关的不适宜）。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建州大饥。

朱子请于府，得常平仓粟六百石，以为贷本。

人民夏天来借的，到冬加二归还。

以后逐年如此。

小荒则免其半息，大荒则全免其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