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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双轨政治（第1页）

再论双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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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我写了一篇《基层行政的僵化》，在《大公报》发表之后，半个月里我接到了若干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们的来信。

秋来气候变得太激烈，旧疾时发，执笔维艰，未能一一答复，因之我想在这里再借《大公报》的一栏篇幅把上文未尽之意，或是可能引起误会的地方，加以申引说明。

批评者的论点

有一位朋友很率直地问我是否想做司马光。

他说：“自历史言，保甲制固曾中衰，然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彼时交通不便，行政人员又未受训练，加以主其事者刚愎自用，所托非人，以致未见实效。

今则不然，上述之阻碍已不存在，更有进者，吾国现处数千年之大变局，兴革万端，而人民之程度犹未达自觉之境，故所兴所革必自上为之，保甲制乃深入民间之执行机构，正宜加强其效力，而先生反提回原之论，其将以现代之司马光自期乎？先生岂知腐儒之已成历史之陈物乎？”

我是否想做司马光，无关宏旨，不必置论。

在这段话里，在我读来，却包含两个很重要的论点，我愿意代为发挥一下：

一、传统皇权的无为主义是出于客观情势的限制，包括技术和行政的条件。

这些限制使企图加强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改革家无法贯彻他们的主张。

司马光之流的“腐儒”

不过是在客观条件所发生的事实结果上做做文章罢了，并没有实在的力量。

现在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中央集权事实上已经可能，而且跟着铁路、公路、飞机的应用，大一统的局面业已在形成中，这时需要的应当是怎样因势适情地去加强这集权制的机构，现代司马光不会发生作用的。

二、为什么要集权呢？这位朋友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意见。

中国社会的需要现代化并不是由于自身矛盾的爆发，而是所谓“外铄”

的，由于和西洋文化接触之后所引起的。

于是感觉到需要变和明白怎样变的人并不是大众，而是少数的先知先觉。

少数人为了全体的适应于现代社会，必须设法去“改良”

大多数人的生活。

这里所谓“改良”

就表示了我在上文中所说的自上而下的过程。

中央权力的加强正合于推行这种改良工作的需要。

民主和宪法

这两点，如我所发挥的意思说，我大体上有一部分是可以同意的。

其实，先就第一点说，我在上次的论文中并没有否定中央权力加强的需要和趋势，更没有意思要重提皇权无为论。

我所着重的并不是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而是中央权力的责任问题。

关于这点，我想引用另一封批评我的信来加以说明。

“我对于你近来所发表的文章时常感觉到不够爽直的毛病。

你为什么一定要避免，也许并不是你有意的，许多简单明白的名词，而绕着很多圈子说话，结果使读者捉不住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