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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与童心论辨析（第9页）

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

1961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了茅盾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的长篇评论文章，在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1960年儿童文学创作实际的基础上，肯定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

。

例如茅盾在分析儿童文学语言文字的艺术个性时指出：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字是否应当有它的特殊性？我看应当有，而且必须有。

是怎样的特殊性呢？依我看来，语法（造句）要单纯而又不呆板，语汇要丰富多彩而又不堆砌，句调要铿锵悦耳而又不故意追求节奏。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要求尽可能少用抽象的词句，尽可能多用形象化的词句。

但是这些形象化的词句又必须适合读者对象（不同年龄的少年和儿童）的理解力和欣赏力。

毋庸讳言，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从文字上看来，一般都没有什么特殊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去年的产品不及前数年的，这也许是反“童心论”

的副作用。

茅盾进一步将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概括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陈毅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其中讲到当时的儿童文学时，也作出了与茅盾一致的评价：

现在有些小人书有个很大的缺点，净是些生硬的政治概念，把儿童的脑筋搞得简单化，将来我们的儿童——下一代，恐怕也难免犯粗暴之病。

儿童应该有许多幻想，很多美丽的故事、神仙的故事，很多童话故事——好像《天方夜谭》那样的故事。

儿童的幻想多，智慧就开阔，眼界就扩大。

不能净是一些政治名词、斗争故事，还要写一些有趣的。

这一方面的任务，义不容辞，值得我们有些作家作为终身事业。

茅盾、陈毅对儿童文学现状不尽如人意的批评，应该说，对当时的儿童文学界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引起了儿童文学界对批判“童心论”

的反思。

联系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实际，人们感到近一年来对陈伯吹及其所谓的“童心论”

的批判很有不妥之处。

于是，为了调动陈伯吹的积极性，也是向陈伯吹表示歉意，1961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任命陈伯吹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

“196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由领导同志当众说明‘这次批评有错误’而得到解放”

。

同年，陈伯吹被选为第三届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又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这样，“童心论”

批判也就不了了之。

陈伯吹本人也于1962年撰写了《谈幼童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一文，小心翼翼地为自己作了辩析：

1960年有人认为：强调儿童文学上的由于“儿童年龄特征”

的作用所形成的“儿童文学特殊性”

，就是主张“儿童文学特殊论”

，这只会使我们儿童文学游离出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流浪出去成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

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深入到实际上，具体到工作上，却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经不起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也便告吹了。

……如果形而上学地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儿童文学上的“儿童年龄特征”

问题，有意无意地取消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实质上是取消了儿童文学。

如果以“儿童本位主义”

、“儿童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