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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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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27日晚，还有5天便是春节，北方天气仍然凛冽，岭南的枝杈却已露出绿色。

广东中山温泉度假宾馆一号别墅内灯火通明，两位已经满发斑白的老人正亲切的交谈着什么。

他们一站一坐，站着的老人身形消瘦，双目炯炯有神，他说话时操着带有香港口音的蹩脚普通话；坐着的老人身材矮小，但面色威严，浓重的川音中尽是沉浮留下的沧桑。

三妹山中隐隐传来他们交谈的内容，“国家经济...崩溃边缘...同胞同祖...鼎力相助”

，而最后结束的那句传的最远，那是站着的消瘦老人说出来的，“我们最值钱的，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

。

之后，他们谈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但不久，一项制度改革在全国铺开，从那一天起，至今影响着中国每一个人。

2003年6月，我大学毕业，那是并轨前的最后一批毕业生，说的直白一点，我们是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学生。

可不凑巧的是，从这一年的2月开始，一场疫情席卷全国，先是香港、广州、北京和上海，然后几乎所有省会城市都被卷入其中。

我当时更希望通过社会招聘选择自己心仪的企业，所以对包分配这事儿并没有上心，而是全国各地的一边旅游，一边投送简历，希望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

那个时候，资源共享并不发达，信息传递也相对较慢，等我5月回到学校后，才知道我所在的学校因为出现了3例疫情，已经被封校了。

当我拿着学生证想进去时，却被校保卫处拦下，等确定了我刚从上海回来，学校保卫处的人一阵的紧张，先是画了一条黄线不准我越过，等到他们穿好隔离服，竟直接把我带到了学校招待所，这时我才明白，我被隔离了。

学校招待所吃住都有人照顾，只是不能出房间，我性格孤僻，倒是不觉得难受，让人从窗户帮我吊了几本书上来，便天天待在房间里看书，可没料到的是，这一个隔离，竟整整隔离了一个月，直到我精神已经有些恍惚，站在阳台上以死相逼，学校保卫处才同意将我放出来。

这时，那场疫情已接近尾声，而那一届的应届招聘，也已基本收尾。

我从招待所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当时意向的几个单位打电话问招聘结果，可人家的答复是，“联系了一个月，实在是不知道你的下落，所以早已另选他人。”

几番电话打下来，我心里一阵沮丧，不过好在学校了解情况后对我做出补偿，走的还是包分配的路子，我心里虽然万般的不情愿，但事已至此，只能骑驴找马，从长计议了。

现在再回头看看，人生有时真是玄妙的不可言状，越是不希望的，越是无法逃避。

接收我的企业是一只巨无霸一样的国企，当时这个国企的高层框架里制定了一个精英计划，从每一所“211”

院校招收一名毕业生，经过三年基层锻炼，充实到中层领导岗位，这个计划当时在内部叫做“圈地计划”

，让我没想到是的，后来我并没有离职，而是在这个国企留了下来，直到十几年后成为公司高层时，我才知道了当年“圈地计划”

的真正含义，以及“圈地计划”

保密附件中，还有一个升级版，被高层称为“精耕预想”

。

那一年9月，我们100人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参加岗前培训。

四眼儿是我在整整一个月培训期中认识的唯一一个朋友。

与四眼相识的过程现在看来就像是个笑话，那时候我们刚刚从大学毕业，身上的生活费所剩无几，而岗前培训所发的实习工资要下个月才能领到，所以每一个培训生日子过得都有些孤寒。

虽然公司提供免费早餐和中餐，但晚餐还是要自己解决的，那个时候深圳的物价就已经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了，一份在其他地方能够卖到1块5的鸡蛋面，在当时深圳的价格已经是8块钱了。

我与四眼的第一次谈话就发生在公司楼下的喜旺茶餐厅，那是傍晚大概七点钟的时候，我从宿舍出来去吃晚饭，等坐下却发现店里的服务员站在一旁交头接耳，我顺着他们指点的方向看去，就看见一个挂着公司实习工牌的人正埋头苦吃，当时的一份快餐可以无限量加饭，所以我一看到他的桌面就明白了，他的桌子上，除了有一个只剩下一点菜汁的盘子，旁边还摞了七只碗，那意味着这一次快餐，他加了7碗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