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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第4页）

；《科学史教篇》追问什么是“科学”

；《文化偏至论》追问什么是“文明”

——那么，《摩罗诗力说》追问什么是“文学”

。

“弃医从文”

的思路就在五篇文言论文的系列追问中展开。

鲁迅拿出与洋务派、维新派以及革命派不同的“立人”

方案，“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7]，“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8]，所立之“人”

，是作为精神主体的“己”

，因而力主“尊个性而张精神”

，将精神性的作为“个”

的主体，作为救亡与兴国的基础。

鲁迅的思路无疑受到过严复、梁启超的启蒙思路的影响：一是将转型自下而上地诉诸构成群体的具体单元；二是致力于如何激发组成“群”

的具体单元的活力。

现代“国”

与“群”

的建立，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严复和赴日后的梁启超致力于现代国民的建设，严复在《原强》中首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梁启超的《新民说》在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国民的意义上系统论说了“新民”

的要素。

鲁迅则超越“国民”

层面，将转型诉诸更为基础的作为“个”

的精神主体。

在鲁迅的描述中，中国近代危机的本质是精神危机，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普通民众挣扎于最基本的生存，难见“内曜”

；二是知识阶层沉溺于一己之私利，不见“心声”

。

那么，如何摆脱此种精神危机？与严复诉诸所谓“民德”

“民智”

“民力”

不同，鲁迅“请询其本”

，诉诸更为基本的“己”

，通过将“民”

还原到“己”

，寻找活力的本源。

严复、梁启超试图给“民”

提供活力，那么，如何激活更为基础的“己”

呢？“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