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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走后怎样4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第3页）

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

，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

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

听说“拳匪”

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

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

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

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

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

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

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

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6]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

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

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

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