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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顺治百战安天下2（第7页）

，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

，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

。

摄政王多尔衮恩威并施，一面让他继续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

，“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

。

同年十月，姜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部队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甚是卖力。

没想到第二年七月他被宣入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旨意进行质询，指责他于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为王，这显然不是什么小罪。

姜瓖心里叫屈，那是因为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

。

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

，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抵，往事并不追究。

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

姜瓖把大同拱手献给了清朝，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接着又在镇压大顺起义军中格外卖力，现在不但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忌打压，这叫他如何不怨。

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用山西的人力、物力，进一步加剧了官民矛盾和满汉冲突。

顺治四年（1647）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

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

。

看似恩遇，实则为人质。

姜瓖接到兵部传旨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作乱侵犯。

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阿济格、博洛、硕塞等大将率领八旗军驻防大同，名义上是备御漠北喀尔喀蒙古部族的侵扰，实则准备对怀有二心的姜瓖动手。

姜瓖也早对清朝统治者尊满抑汉的政策心怀不满，而促使姜瓖叛清反正，与当时骤然而起的“反正”

潮是密不可分的。

当时，清江西提督金声桓等四五十员将领于南昌举兵反正抗清，归附南明永历朝廷；清都督同知陈友龙在靖州起兵反清，相继收复湘西、湘南30多城；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举广东反正，得到广东十府七十余州县群起响应；清甘州总兵丁国栋与副将米喇印两位回族将领于兰州起兵反清，得到嘉峪关内外回民的云集响应，关中大震。

这股强劲的反正风将姜瓖的心也给吹动了。

于是，姜瓖主动派人秘密进入北京，同联结山东义军反清的原明降将刘泽清沟通，表示愿意一同起事反清。

清军平定山东叛乱后，得知刘泽清串联义军之事，遂捕杀之。

刘泽清起义之事败露，姜瓖得知遽然心生慌乱。

姜瓖判断八旗精锐云集大同于己不利。

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急如星火地奉命征集粮草，百姓怨声载道。

于是，姜瓖便乘耿焞等人出城验粮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

，自称大将军，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

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很快到达大同城下。

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