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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的礼仪革命（第1页）

珠江三角洲的礼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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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我最熟悉的地区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在这里，“礼仪革命”

表现得相当清楚确凿。

我的意思是，我们知道那些礼仪是什么人和什么时候引进的，也有掌握礼仪变迁前后的记载可供比较，而且我们能描述伴随礼仪变迁而来的社会变迁。

要了解某些史料，须具备丰富的地方知识，所以，重要的是把焦点集中在地区内。

因此，我将从珠江三角洲的经验开始，进而及于全中国。

要理解“礼仪革命”

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便得先指出，直至南宋（1127—1279）那里的社会风貌仍不过是只有几座佛寺，周围是木棚和船只，居住着当地人。

数座有长久地区意义的神龛，供奉着当地的神祇，而城市生活仅限于港口城市——广州，那里居住着大量自称阿拉伯裔的人，并与东南亚和中国沿海的商人往来频繁。

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淹在水里，直至长江下游城市急速发展起来，稻米市场和赋税之利使得重要的排水工程实施后，才“问海取地”

。

但是，赋税是和科举一同引进的。

12世纪时，政府颁令兴建府学，而在新建的学校里祭孔，便是早期社会所引进的一种重要礼仪。

[3]

在这个背景中，朱熹（1130—1200）的理学被引进。

朱熹的生平和思想毋庸细表，本文集中在他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方面。

这方面只需提出两点观察。

第一，理学是西方所谓的新儒学的一个标志，其道统的传承有文献可考。

换言之，朱熹的门生十分在意思想的一脉相承，在他们的传记里时有所载。

思想溯源维系了对道统的信念，虽然所谓道统之学也因时而异。

第二，在内容方面，朱熹的学说倡议把家族礼仪而不是祭孔，作为地方礼仪的核心。

因此，朱熹的家族礼仪论提倡庶人也可以在家中保留奉祀祖先的神龛，并且把冠、婚、丧、祭之礼划一。

这些礼仪的采纳可视为礼仪革命的开始，可是这样一来便会忽略了革命全面展开后便消失的社会阶级因素。

[4]

阶级因素往往隐藏在中国礼仪辩论的复古原则背后。

按照古代的礼仪，朱熹及其同时代人所欲复兴的一套是合理的。

道统的基础，建立在诉诸自然的信念以及对经书的条分缕析之上，而在道统之中，清楚地表明用于贵族的礼仪与用于庶人的礼仪并不相同。

常言道：“礼不下庶人。”

而朱熹的修正，是这个原则的拓展，而不是彻底推翻。

[5]朱熹认为，由于礼仪界定社会地位，礼仪的规模必须按照执礼者的社会地位来确定。

法律规定，皇帝可以拥有特定规模的宗庙和陵寝，贵族的规模次之。

朱熹删繁就简，以便庶人有准则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