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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珠江三角洲家庙式祠堂的演变（第1页）

明代珠江三角洲家庙式祠堂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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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珠江三角洲建有祠堂的家族不多，其中包括了极少数的明朝新贵，例如东莞伯何真、东莞人黎光等。

何真在洪武五年（1372）建立了珠江三角洲最早的祭祀多祖先而不是位于墓地的祠堂。

他“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

，又“以惠州城西私第为义祠，斥所置田百余顷为义田，俾宗子主祀”

。

[28]文献没有记载这个“义祠”

的建筑模式，是否一座“家庙”

，无从考究。

但是明洪武七年（1374）赵宜讷为黎光的东莞潢涌黎氏祠堂写的碑记，则一开始就说清楚这个祠堂的法定地位：

祠堂之制，非古也。

古者，大夫三庙，视诸□□□□□□；□□二庙，视大夫而降其一；官师一庙，视大夫□□□□□□焉者。

后世诸侯无国，大夫无邑，其制未免有同□□□□□度。

尊祖者，及亵而不严；事亲者，又厌而不尊，□□□□□□礼始尽矣。

士庶人有所不得为者，以祠堂名之，以寓报本反始之诚，尊祖敬宗之意。

此广东东莞黎氏宗祠之所以建也。

[29]

黎氏在元代已经建有祠堂，但是黎氏祠堂不代表普遍的现象。

相反的，这个碑记说明黎氏祠堂还不是“家庙”

。

潢涌黎氏在宋元时期已经是个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但是新贵之中包括不少元末得赐官阶的地方土豪，这些没有宋代儒学传统，接受明初里甲登记承担赋役的家庭，对宗族和谱系都很留意。

这是当时法律上的要求。

但同时，文化上的变动，也影响到他们祭祖模式上的变化。

他们的宗族记录，包括不少和宋末至元末的历史拉上关系的入籍传说。

例如，《新会蔡氏族谱》关于宗月祖的记载将明初编疍户入籍的政策投射到宋末故事中：

五世祖宗月，字光大……丙子，值宋迄录，乃弃官归。

幼主自福建迁于新会之冈州，元伯颜、张弘范引兵追之。

时宋饷屡绝，援兵不至。

诏民间输粟起义勤王，公奋然输军饷一千余石。

以公充本县水界提督，自歧亭管至官塘外海，起民兵入卫。

又岁办疍银三百余两，以供军需，朝廷义之，特授总管，食邑一千户，敕令同守本县土，境至祥兴……公貌魁梧，自建一祠，肖其像居中，待后世子孙岁时奉祀不废。

[30]

蔡氏家族在元末为逃避战乱离村，洪武二年（1369）才“携老扶幼，复归鹿洞”

，之后，“除旧更新，增置田业，家道复振。”

在黄萧养乱后，他们的户籍似乎也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