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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八仙过海1（第2页）

。

“阿拉”

和“阿乡”

只差一个字，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则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根本不可能成为平起平坐的同等人。

这乡镇企业发展了，“阿乡”

不仅受到了“阿拉”

们的另眼看待，而且还居然被邀请到大上海来为他们在大学里念书的儿女们上课……没听说过吧？然而在十年代，这种情况还真不少。

袁勤生是其中的一个。

他这个教授做得有滋有味，甚至暗暗有些得意——这是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脸上蛮有光彩的。

农民能把腿上的泥巴洗掉，穿上皮鞋，坐着‘大林肯’到大学去教课，这事孔子如果知道了也会惊呆的。”

袁勤生这样得意地说。

关键的问题是，袁勤生不仅当上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且他的课程广受欢迎。

我见他的时候，他说一个月里最多有近20天被请去讲课。

“你的企业咋办？”

我有些担心。

“我的企业有一定规模，一年有近千万元的利润就行了。

没有刻意要做到全国第一、世界前茅。

但我有经验，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可以形成课堂教案的案例。

这是其他乡镇企业家可能少有的，所以我用一半时间去当教授，一半时间用在管理企业上……”

袁勤生说他没有因为当教授而影响了企业发展。

这是一个有自己追求的乡镇企业家。

他说能把自己的“农民办工业”

的经验和学问搬到大学讲堂，比办企业本身更有意义。

上世纪十年代，苏州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对城市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是前所未有的。

那种灵活的机制，灵活的管理，灵活的分配形式，对长期吃大锅饭的城市国有企业是个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乡镇企业职工的待遇和企业所形成的高速的经济效益，在当时的国有企业员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