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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的解放意义（第1页）

第五节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的解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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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缩短工作日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只能增加劳动强度，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时空间规划就显得非常重要。

当必要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日益缩短时，就会增加工作之外的自由时间，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与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自由时间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境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必然地会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加，这个过程仍然是内在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带来劳动强度的提高，这意味着机器在现代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这是马克思在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将分工、机器、大工业纳入进来的原因。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劳动时间的意义具有双重效果：一是有延长劳动时间的要求。

机器的运转具有不需休息的特征，因此依附于机器的劳动者最好也不用休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器的生产职能。

工人之间的轮流倒班解决了这一问题，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

虽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空闲时间增加了，但这是以劳动力的高度紧张为前提的。

这一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为明显。

随着泰勒制的发明与福特主义的推广，劳动强度的加大和劳动力的紧张，工人的空闲时间也增加了很多，但这种空闲时间并不意味着工人有了发展自由个性的“自由”

时间。

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讨论的，机械化的生产使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从肉体到心灵都被物化了。

葛兰西同样意识到这一问题。

他在论述泰罗制与福特主义时就指出：“泰罗的确极端恬不知耻地表达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的和自动的技能至于最大程度，打破要求一定程度地发挥劳动者智力、幻想和主动精神的熟练和专业劳动的旧的心理生理关系，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

[29]为了缓解这种物化的肉体与精神，空闲时间成为工人的自我放纵时间，酗酒与性放纵成为工人缓解压力的方式。

而对于福特主义的生产过程来说，工人这种自我放纵是不利于生产的顺利进行的。

“美国的工业家所关心的是保持工作者经常的体力效能，保持他的肌肉的和神经的作用；他的利益是有一个稳定的集体”

，“需要工作者‘合理地’花费更多的钱来维持和更新自己，并且尽可能地加强自己肌肉和神经的工作能力，而不是为了破坏和损毁它。

于是反对酗酒这种破坏劳动力的最危险的原因就成了国家的职责”

。

[30]因此，机械劳动的强化，很可能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情况，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

与这种单向度发展相一致的，就是在休闲时间里，人沉迷于物化社会的各种消费与休闲规划中，这是福特主义之后、消费社会兴起时的一个重要问题，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

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超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直接问题域，我已在其他地方进行了探讨，这里不再论述。

因此，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延长，这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论述过的问题。

但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设想，当工人可支配的时间增多时，即使这些时间已经被消费社会所规划，但还是为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境域，即使是量的积累，也很难说就不会造成质的变化，就像商品交换从量的积累导致了其质的变化一样。

但当这种变化降临时，它必须是社会存在层面的结构性转变，就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一样，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转型。

应该说，只有在这种结构性的关系转型中，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才会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加，与此同时，必要劳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所说的，劳动成为一种需要，即成为体现人的个性与本质力量的需要。

这种时间转变的节点，马克思设置了两个内在的条件：一是资本逻辑达到了自己的极限；二是无产阶级能够意识到自己就是改变这个社会的主导力量。

这两个条件合而为一时，才可能导致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才能真正成为人的个性发展的时间之维。

这当然是一种文明样式的转变，只有在这一新的文明样态中，自由才会现实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