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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念碑中的政治 田氏魏博时代刻石表微（第1页）

二、纪念碑中的政治：田氏魏博时代刻石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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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七八年中，田弘正与朝廷戮力一心，共同成就了元和中兴的事业，唐廷亦不吝高官厚禄以酬报之：先后于元和九年、十三年（818）分别加检校右仆射、检校司空；十四年二月，因平淄青李师道之功，宪宗亲御兴安门，接受田弘正献俘，并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田弘正入朝，“丁亥，宴田弘正与大将判官二百人于麟德殿，赐物有差”

，九月赐实封三百户[52]；十五年二月进一步追崇其父母[53]，可谓备极恩宠。

但总体而言，田弘正与朝廷的关系依然恪守“优礼而不逾制”

的政治默契[54]，这在穆宗即位之初，命田弘正改镇成德，并选择在此时赐其德政碑一事上显得颇为典型。

尽管在唐中后期，随着藩镇势力的崛起，中央对地方控制力渐趋下降，如本书第四章所论，德政碑的颁授逐渐从朝廷表彰循吏的“政绩激励”

工具，转变为中央赋予藩镇节帅统治合法性的象征，但朝廷依然坚守“去任请碑”

的基本原则。

纵观整个唐代，在任内获致德政碑的强藩屈指可数，因而“去任请碑”

还是“在任请碑”

可以被视为识别强藩与顺地的标志之一。

强悍跋扈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是安史乱后第一个打破成例，在任内获致德政碑的藩镇节帅。

魏自六雄升为五府，拜公为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仍加实封一千户，以陟明也。

而缁黄、耋耆诣阙陈乞，请颂德褒政，列于金石，帝曰：“俞”

。

以命先臣门下侍郎王缙撰纪功烈，锡魏人以碑之。

其明年，请立生祠而尸祝之，公执谦冲，抑而勿许。

[55]

由于田承嗣德政碑碑文未能流传后世，现仅能据裴抗所撰《田承嗣神道碑》中的记载知其大概。

[56]此碑循德政碑颁赐的惯例，碑文自朝中出，敕命门下侍郎王缙撰写，这与神道碑文常由藩镇自撰不同。

王缙大历三年（768）出为河东节度使，“二岁，罢河东归朝，授门下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

[57]，则田承嗣德政碑当立于大历五年（770）四月之后。

而神道碑于此事后复记田承嗣先后加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田承嗣于大历八年十月加同平章事[58]，加检校太尉当在其前，则立碑的时间大约在大历五年至七年之间。

时战乱甫定，“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务优容”

[59]，加之吐蕃频岁入寇，给长安及西北边境的防务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朝廷对于河朔藩镇不得不多采取绥靖策略。

[60]另一方面，由于平定安史之乱的需要，唐廷渐次于内地普立节镇，此时如何在中央与藩镇之间建立新的、稳定的政治关系与默契，对双方而言无疑都处于一个互相试探的时期。

因而，田承嗣德政碑的获立，可以被视为在藩镇割据之初，魏博利用朝廷的虚弱所取得的一个胜利，但根据笔者第四章对中晚唐德政碑制度运作的考察，田承嗣德政碑之立大约只能被视为制度转型期的一个特例。

即使此时，唐廷亦未进一步应允田承嗣自立生祠的请求[61]，据《田承嗣神道碑》透露的信息，直至二十余年后，贞元十二年（796）田绪去世之后，由其孙田季安再次上请，方得获允，并命礼部侍郎吕渭撰写碑文。

[62]

其实，贞元十二年所立的这块田承嗣神道碑本身便有一番值得探究的故事。

首先据碑文可知，此碑并非立于田承嗣去世的大历十三年，而是贞元十二年田绪去世后，由其孙田季安所立。

大历十三年田承嗣去世之后，被追赠为太保。

如无意外，当时继承魏博节度使之位的其侄田悦便已为他立了神道碑，按照惯例，碑文中亦当有不少颂美田悦的文字。

但至兴元元年（784），田绪弑兄夺位之后，这块由田悦所立的神道碑对于田绪这位魏博的新主人而言便显得不合时宜了，因此借着唐廷加赠田承嗣太傅、允立祠堂的机会，另立新碑，进而强化田绪、田季安父子统治魏博的合法性，不失为摆脱尴尬的良策[63]，这点下文还将详论。

其次，碑文中对于田承嗣死亡时间的记载暗藏玄机。

在正史中，新旧《唐书》本纪、《新唐书》本传皆记其卒于大历十四年（779）二月，仅《旧唐书》本传云其卒于大历十三年九月，两者相差有半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