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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练兵与索贿（第5页）

中枢三公府乃至宫中，对此皆有议论，虽因种种顾忌未下明令討伐，然警惕与忧惧之意已显。

他本人深受《诗》、《书》、《礼》、《易》薰陶，对太平道这等“左道惑眾”

、“誑耀百姓”

、“假託神怪”

的“妖妄”

之教，从心底里深恶痛绝，视其为败坏风俗、扰乱民心、动摇统治根基的祸患，近乎“淫祀”

，当在禁绝之列。

若刘备所言属实，其诛杀邓、李，虽是“擅杀”

，但其动机，在刘郃看来，或许並非全无道理，甚至可视为“嫉恶如仇”

、“维护纲常”

。

其所言的“匡扶汉室之举”

，细究起来，似乎也並非完全的空言。

“只是……”

刘郃放下公文，捋须沉吟，“太平道势大，传闻信徒数十百万，跨州连郡，其魁首张角兄弟，名动一方，大有图谋。”

“若其蛰伏不动，或朝廷另有处置，这刘备『擅杀之罪便是铁证，其『聚眾练兵之举，更显居心叵测。

我若此刻处置，或奖其『诛妖而助长豪强气焰，或惩其『擅杀而寒了忠义之心，皆有不妥。”

他心中矛盾重重。

从情感上，他同为刘氏宗亲，对刘备这“勇於任事”

的同族后辈，隱隱有一丝讚赏，甚至觉得其行径颇有几分“任侠”

古风，不愿亲手扼杀，背负残害宗枝的恶名。

从利害上，他性格软弱，最怕激起大变。

若强行发兵征討已成气候的刘备，胜负难料，一旦战事迁延，或逼得刘备真与太平道合流，那便是滔天大祸；

若置之不理，又恐其势力继续膨胀，尾大不掉，届时刺史追究、朝廷责问下来，自己同样难逃“抚驭无方”

、“养痈成患”

之罪。

思虑再三，这位守成有余、决断不足的太守，做出了最符合其性格与官僚智慧的决定：將皮球踢给州治。

他提起笔，在涿县原文上添了几行批语，无非是“事涉宗亲，干係非轻，未敢专决”

、“妖道流言，滋蔓州郡，宜加详察，以杜乱萌”

等语，盖上涿郡太守的银印，命郡府主簿以“四百里加急”

的方式，转呈幽州刺史郭勛，请“使君钧裁”

。

现如今，刺史制度已经与孝武皇帝初设之时，大为不同。

刺史本为监察官，秩六百石，地位低於秩二千石的郡守，但可监察太守。

然至汉末，刺史常加“持节”

、“督军”

等衔，职权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凌驾於郡守之上的地方军政长官，並向“州牧”

演化。

其最重要职责之一，便是“討平”

辖境內的“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