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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2。
这些人在王莽时期最为炙手可热,也将在后面的故事里频频亮相:其中安阳侯王舜、成都侯王邑分别是前大司马王音、王商的儿子,王莽的堂兄弟,故而被视为腹心,王莽很多决策先与他们商议;甄邯是孔光的女婿,甄丰是甄邯的兄长,甄氏兄弟主要负责“击断”
,也就是“发难”
“挑事儿”
;平晏是前丞相平当之子,五经博士,负责王莽的机要;刘歆是前宗正刘向之子,王莽的旧交,负责文章,制礼作乐;孙建负责军事保卫事务,是王莽最忠实的将领。
其他人,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以及崔发、陈崇等资历尚浅,主要是对前面的“大佬”
唯命是从,做具体事务。
其中,崔发是儒生,精通符命之学,早年在家乡涿郡收徒讲学,尤其对《诗经》很有研究,他大概是怀着对王莽的崇拜前来投靠,因为擅长解说符命而被王莽笼络。
陈崇大概曾是文法吏,胸怀谋略,性格深刻,下手也狠,被王莽引为爪牙。
这俨然一个王莽的“小朝廷”
,把控着汉廷的实权。
倘若只考虑权力的因素,王莽不让卫氏家族来长安,当然是为了独擅大权。
但在当时儒家改革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王莽这么做自有一番过硬的道理,那就是“为人后”
之义。
所谓“为人后”
,就是明确一个人在礼仪上是谁的后代,继承的是谁,逢年过节要给谁祭祀。
这在汉朝是了不得的大事,一个人死后倘若没有后人祭祀,那就是孤魂野鬼,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如果一个人绝嗣,他要么在生前就收养或过继个人来当自己的后人,要么死后由家族帮忙给过继一个。
过继的后代在身份上和亲生儿子无异,财产之类尽归己有,但礼仪上与亲生父母就不再有关系了。
所以,箕子来到长安,当了皇帝,也就和中山国没有关系了,他的母亲舅舅一家也就不必来。
王莽把“为人后”
看作最为重要的伦理,并不纯粹因为儒家确实有这份讲究,而是他认为汉哀帝最核心的罪过就是不懂“为人后”
之义。
如果他懂,专心尊奉汉成帝的皇后、皇太后足矣,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的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长安,重设名分,扰乱纲纪。
因此,王莽恨不能把汉哀帝从汉帝的世系里抹去,箕子和汉哀帝是兄弟辈,但王莽指认箕子继承的仍然是汉成帝的皇位而不是汉哀帝,所以,箕子是“汉成帝之后”
,箕子的“外家”
是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当然此时汉成帝已经没有妻族存在了——剩下的母族就是王氏家族。
卫太后和两位兄弟卫宝、卫玄在中山国巴巴等着进长安时,等来的却是另一个人:刘成都。
刘成都是汉宣帝的曾孙,和箕子已经很远了。
他千里迢迢来到中山国只为一件事,当国王。
原来,基于“为人后”
的考虑,箕子一走,又没有兄弟,等于说中山国要“绝嗣”
,箕子的父亲中山孝王也就没了香火,王莽“体贴”
地考虑到这一点,让刘成都过继给中山孝王当儿子,继承中山王位,奉箕子的生母卫氏为中山王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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