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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读书,很是励志。
他专精《诗经》,入仕之后当过经学博士、太子少傅,直至封为乐安侯,成为丞相。
匡衡不愧为《诗经》大师,流传后世的奏章处处以《诗经》为准则,告诫皇帝要遵守教化,维系道德,为民父母,不可耽溺情欲。
这些道理当然是对的,但匡衡自己在面对石显等人的权势时,反而闭口不言。
更奇葩的是,他所封的乐安侯国一开始边界不清,把临近郡的土地也划了进来。
匡衡明知有错,但隐瞒贪占了这部分土地及其租税,直至被人告发,丢掉丞相大位,被免为庶人。
尽管如此,匡衡的许多子孙依然凭借经学家法,继续充任博士职位,逍遥于仕途。
匡衡之败是不够“谨慎”
,安昌侯张禹就精明得多。
张禹也是博士出身,专治《论语》,位至丞相。
在张禹的时代,《论语》的地位虽然不如“五经”
,但也渐渐重要起来,当时的《论语》有多个版本,张禹凭借自己出色的经学素养,对《论语》进行比勘修订,搞出一个定本,人称“张侯论”
,风靡后世12,也就是今天《论语》的通行版本,而其他版本渐渐亡佚,张禹的水平可见一斑。
政治上,张禹却缺乏丞相的担当,不敢与外戚王凤争锋;私下里做生意、买田产,凭丞相之尊搞了不少泾河与渭河岸边的肥沃土地。
他深居简出,庭院深深,喜欢一个人在院子深处鼓弄丝竹,尽享音乐之美。
如此这般,比起匡衡的“晚节不保”
,同样“腐朽堕落”
的张禹反而得以善终。
匡衡、张禹都是当世大儒、学术领袖、一代经师,他们尚且如此,那些遍布朝廷和郡县的儒生官员就可想而知,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今文经学的声誉和品质也就受到了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高陵侯翟方进也担任汉成帝的丞相,就颇能做到廉洁克己、赏罚分明。
翟方进自幼失去父亲,少年时在汝南郡当小吏,备受太守摧折,一气之下来到长安学习儒学谋求上进,他的后母很疼爱他,跟着在长安“陪读”
,给别人织鞋子挣钱供他读书。
多年以后,翟方进成了治《春秋》的大儒,当了博士,尤其精通《穀梁传》,还爱好《左传》,刘歆就在他门下学《左传》。
翟方进为人和盖宽饶相似,史书称他“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
。
13越是对高官,他越苛刻,深文周纳打击他们,奏免京兆尹、右扶风等二千石以上高官二十多位,政敌陈咸被他打击到忧愤而死。
显然,这种做派得罪了不少官员,但赢得了舆论的赞赏和皇帝的信任,最终一路当上丞相。
这一当就是九年,也是汉成帝越发奢侈荒淫、宠爱飞燕合德的九年。
绥和二年(约公元前7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震惊内外的灾异。
翟方进接到下属报告,说是天上出现了可怕的“荧惑守心”
。
荧惑,就是火星,是灾难之星;“心宿”
则是天上的明堂,天子布政之所。
荧惑守心,就是火星停留在“心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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