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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4页）

到“五均六筦”

，新朝的改制是一种“社会主义”

吗？

当然不是。

因为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制经济，打击商人豪杰，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不是一回事，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后世还有人问，那是否属于“计划经济”

呢？

当然也不是。

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制经济作为核心，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

这种统制经济的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大一统”

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这两种政治精神，在当时是通过《周礼》体现的。

《周礼》的来源无论是否可靠，是否为“六国阴谋之书”

13，在当时许多儒生眼中，就是周代传下来的三代之治，也就是新朝的理想之治。

当今文经学无法提出改制的具体措施时，《周礼》填补了这种空白。

但是，用后世的眼光来看，《周礼》的经济措施，近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才出现的“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

14。

回到新朝，无论是王莽、刘歆这两位主脑，还是具体负责这些改制的官员，如负责“王田私属令”

的张邯、孙阳，负责六筦、人送外号“智囊”

的折威侯，羲和鲁匡15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极权主义与统制经济”

，几乎就是法家，或者说是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王莽覆灭的重要原因。

第一类是早早失败的措施。

“王田私属”

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也寄托着王莽最大的希望。

然而，令下仅仅三年，始建国四年，这道法令就在事实上被取消了16。

原因不难想象，要实施王田制，首先要丈量土地，“搞土改”

。

这得有大量忠诚可靠的人，耗费相当大的财力，还得掌握切实的丈量办法。

其次，当时的社会相对稳定，天下承平日久，各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就算测量了也未必能够推行下去。

以当时的水平，光丈量就得花费若干年，结果皇帝希望一纸法令就完成改制，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禁止奴婢买卖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王田制不能施行，奴婢改私属也就无法坚持。

况且，奴婢改私属只针对私人，对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但王田制虽有过于理想的因素，却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