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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曰：“伊川⑦亦云：‘《传》是案，《经》是断。

’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来得圣人作经之意。

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常言之。

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⑧。

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

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⑨。

’此便是孔门家法。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⑩”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

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

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

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

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

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

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

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