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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进步勤学深思的长者（第2页）

何先生有一次跟我说，西方的理论我们可以吸收，但要让我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不行的。

这也是他经过深思得到的结论。

如今，《何兹全文集》已出版，这是有特殊意义的。

我感到我们中青年学者对学术史的发展缺乏了解，这样很容易跟风，一个时期有个什么东西，只要有人一炒作，就变成了一个主流意见，就跟着走。

对过去很容易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或者不能够很好继承。

一谈到继承史学传统，继承历史遗产，古代的不讲，近代的不讲，只要一讲，就是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钱穆，别的都不算数了，甚至有的人讲那些都不是学术著作了。

所以，许多人还是缺乏对中国近代史学传统的了解。

老一辈史学家走过的学术道路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继承的。

我简单举一例，比如何先生主张的“魏晋封建论”

。

“魏晋封建论”

也好，“战国封建论”

也好，“西周封建论”

也好，你说谁是最正确的，谁是不正确的，这本来就是百家争鸣的问题。

有些问题是不必有个结论的，人文学科的问题，不能以是非判断，最主要是看它能否带动学科发展，能否不断深入。

就拿“魏晋封建论”

来讲，是1956年提出的。

因为我看到何先生的文章，知道何先生主张“魏晋封建论”

，但1956年之前，何先生没有发表这篇文章，这跟他的处境有关。

所以你要讲这事，不了解的，就认为何先生是后来跟着人来讲的，实际上不是。

何先生的文集出版，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帮助。

我讲这些，是表明先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而不是说任何问题上都要跟他学。

我与何先生在很多问题上看法都不一致。

何先生作为一位长者，我觉得他特别谦虚。

何先生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文章，是把国家起源、形成放得广一些，他并不同意夏代、商代是国家。

这个问题我和他讨论过，他实际是在理论上引申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形成的标志是什么。

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讲，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何先生认为早期国家和后来的国家是有区别的。

他的研究对学术发展是有益的。

何先生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值得我们学习。

这与郭良玉先生对他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