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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而不发的启迪（第2页）

，即无法证明那个时代的奴隶占着社会劳动力的多数，及至少当时一半以上的社会物质产品是由奴隶生产的，那是不是可以说其实在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一个由所谓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问题呢？中国社会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发展起来的，与相隔万里的欧洲－地中海区域的社会发展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能拿罗马情况来和中国相比，从而说明中国的问题”

（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1956）。

因此拿彼地社会发展的阶段标准来套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其实是很荒唐的。

不过在20世纪的政治氛围里，学术服从政治，是不允许对此置疑的，至少是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疑问。

实际上在诸多“封建说”

或“分期说”

中，何先生的观点确实有些曲高和寡，附和者很少，似乎只有王仲荦先生有过相似的说法。

因此何先生文章之重要不在其文章本身的内容，而在于证明了所谓“封建化问题”

或“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有正确答案及由“以论带史”

弄出来的伪问题，因此这也是一种间接的证伪。

当然，后面的那些问题和想法，何先生都没有直接说过。

后来我虽然去拜访过何先生好几次，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都没有和何先生再谈到这个问题，因此也不知道何先生是否认同我这些想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何先生的文章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所谓“封建化”

或“中国古代社会分期”

问题，甚至整个史学走向的再思索。

由于我工作、生活都是在上海，所以不能有更多的机会向何先生请教，包括上门拜访和会议上见到何先生，至今也大约只有十一二次。

其中在学术上能得到何先生面教的时间就更少了，不过何先生说话虽然很含蓄，但每次与他谈话后，总会引得我思路大开，自以为有了许多新想法，使我有把这个问题再思索下去的兴趣，我想，这就是一种在教学上所谓引而不发跃如也的状态吧。

在何先生的嫡传弟子中，学术上出类拔萃的为数不少，或许是出于对何先生的敬爱，也或许是因为学术兴趣相近，他在“**”

后较早所收的几位弟子，如陈琳国、谢重光、曹文柱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见面后就成了我切磋学术的好朋友。

其中特别是谢重光兄在寺院经济和僧官制度上和陈琳国兄在北魏官制上的出色研究使我十分敬佩，这大概与何先生教学方法的得当恐怕是分不开的。

我也是一个教师，虽然也已经教了这么多年书，但有时总觉得自己对学生教导无方，更没有像何先生那样点拨几次就能使人开窍的本事，希望能从何先生身上再多学一点教书和研究的本领。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