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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终身师恩永铭（第2页）

这不仅使先生的一片苦心和努力付诸东流，也成为我们自己终生的遗憾！

我们太不会办事了，我们对不起先生！

但是先生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是没齿难忘的！

在我毕业的前一年，先生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让我住进了红二楼的家中，说是要我看家，其实我知道先生是为了改善我的居住与学习环境，也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

这一年中，我得以在红二楼中潜心读书与写作，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

我的论文答辩会先生虽在美国不能参加，但先生让芳川大哥参与，会后由芳川大哥出面宴谢答辩委员会的诸位专家学者。

我毕业时先生还是赐给我留校的机会的，但因我妻子的病情实在不允许我们再拖延下去，我不得不含泪离开了先生。

临别时先生从他自己的手腕上摘下英格纳的手表送给我，先生对我的恩情天高地厚，我却深深地辜负了先生！

命耶！

运耶！

三肺腑感言

我在先生门下时，史学界正是引进国外的系统论、控制论、社会史学派和计量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最为盛行的时候，原来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反而不时髦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几乎无人提及，及至今日仍然如此。

其实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并且成果斐然了。

及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又不时髦了。

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学说在学术界争论最为热闹的时候却不能畅申其说，等到他能畅申其说时，史学界又无人与他争论了。

时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似乎不那么时髦，先生又在呼吁历史学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研究历史。

先生不赶时髦，也赶不上时髦，却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理论和方法，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的历史，解决中国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

正因为此，先生能客观地、冷静地研究问题，既无霸气亦无偏执地看待诸家的学说；先生不仅研究中国史，也研究世界史，先生总是以世界史的学术视野来观照中国史。

也正因为此，先生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是不能大红大紫的，历史学大红大紫的时候，往往就是社会出了大问题的时候。

历史学家应该是耐得寂寞、坐得冷板凳的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受人敬仰的。

先生的学术成就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先生的学术思想是隽永的。

先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早得大名，新中国成立后却因政治的原因屡受压抑，但先生始终坚持研究不辍，老而弥坚。

纵观先生的成就，有三个高峰期，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一是在“**”

后，尤以“**”

后的成就为最。

由此可知政治对学术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

先生坚持献身学术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

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位受人敬仰的真正的历史学家！

我在离别先生后到了南京师大，稍有成绩后就当上了系主任、院长，行政的工作当然会影响做学问。

正当我干满两届准备卸去行政职务专心学术时，组织上又调我到民主党派工作。

对此，先生是明确表示反对的。

我的儿子考入北大生命科学院，先生曾对我说，如果我儿子上北大历史系，他会亲自去迎接。

我知道先生对时下学界不能坚持学术而从政之风是反对的，对历史学的后继乏人深为忧虑，爱之深方能责之切，先生不仅是在批评我，更是对整个学界的关切！

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历史学家必须具有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理想，又要具备先进的理论与方法作为指导思想与犀利的工具，还要具备长期积累的学术素养与执着坚持，方能成为大家。

先生无疑是中国当代的史学大家，更是硕果仅存的健在的史学大家，故弥足珍贵。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江苏省民盟省委副主席、何兹全先生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