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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兹在兹 一个世纪的坚守何兹全教授百年纪行（第2页）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决裂离他很遥远，但发生在共产党、国民党右派、国民党改组派之间的斗争和分歧，决定了此后中国的走向和党派分野，也决定和影响了何先生此后的政治选择和学术思想。

对少年时代就加入了国民党，何先生并不避讳，他的解释是：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吸引进步青年的组织。

1926年，刚上中学不久，就加入了国民党。

1928年，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简称改组派），他们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何先生在面临人生抉择的“三岔口”

时，选择了加入改组派。

受改组派陈公博等人的影响，何先生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压，需要民权主义，以打倒军阀，实行民主；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需要民生主义，以建设人民和平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8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少年已经仙逝，而中国还在追求幸福与和平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受陈公博的影响，接受了唯物史观，“使我走上从物质、客观实际、社会经济来解释历史，而不从思想意志、意识形态去观察历史的道路”

。

80多年过去了，一部《中国古代社会》，六卷本《何兹全文集》，处处闪耀着唯物史观那“普照的光”

[2]。

二是放弃仕途，走向学术之路。

何先生说过，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五个人：何思源、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

何思源是何先生的堂兄，当年何先生考上北大后，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完全由“仙槎大哥供给”

。

师母郭良玉先生从小受穷受苦，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先生（何先生），从小都是家里做好饭，摆好一大桌盛放菜饭的碟碗，只等他一人来，他每样尝一口，大家才开饭。

上大学，大多是穷学生，但你们先生有仙槎大哥的资助，每年二百大洋，过得很舒服，根本不用为学费和生计发愁。”

似乎心里不太平衡。

何先生后来出国留学，也仍然是得到何思源先生的资助，才得以成行。

此后人生的第二次转折和第三次转折，与仙槎大哥也有密切的关系。

胡适、钱穆都是何先生北大上学时的受业老师，乾嘉学派加新史学。

北大上学期间，对何先生影响最大的是陶希圣，何先生确定以中国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领域，即是受陶的影响，选择的初衷则是出于对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的反思。

没有想到的是在关乎大节的关键时刻，最终分道扬镳。

陶希圣是当时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很大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号称其“五虎上将”

的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曾謇和何兹全，有四个都跟随他投奔了汪精卫，试图以曲线救国图和平，但何先生看得很清楚，他每每回顾此事时，都会强调他当时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清楚地写在他给已到香港（当时汪精卫所在）的陶希圣的信中：“有重庆国民党几百万大军在，对日本人可以谈和；离开重庆，便只有投降没有和平。”

没有追随陶希圣，而坚持留在重庆，与战时陪都的老百姓一起经历了那场震惊世界的重庆大轰炸，断壁残垣、尸横街巷的惨烈场面，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

选择了重庆，也就是选择了未来，在民族危亡和个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何先生用坚定的毅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保持了民族气节。

虽然陶希圣及时脱身，但其他四虎上将都陷入“失节”

的泥沼，一辈子都处于“说不清”

的尴尬境地。

傅斯年先生是何先生的同乡，籍贯山东聊城，距菏泽约一百公里，可以称之为小同乡。

何先生考上北大，何思源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将其托付给在北大任教的傅斯年，使他成为成全何先生走上学术之路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