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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兹在兹 一个世纪的坚守何兹全教授百年纪行（第4页）

师母当时带着芳川大哥在国内生活艰辛，也希望能到美国团聚。

去台湾，也没有障碍，傅斯年在国民党从大陆大规模撤退时，已经带着史语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退到孤岛台湾，继续保留名称、编制和人员，史语所还保留着何先生的编制，傅斯年大概自认为何先生一定会再次追随他到史语所，继续完成已经开始并日渐拓展的学术研究，不仅一直为他保留着编制，还把何先生的书物都运到了台湾。

回大陆，应该说是最难和最需要勇气的，何先生是几十年的国民党党员，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影响颇深，曾就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问题与共产党人展开过“论战”

，被共产党人扣上一顶“新陶希圣主义”

的帽子。

但所有的顾虑都因“爱国”

这两个字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正如何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政权的局势下，想国家安定，力量都用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上，使祖国富强，脱离落后受屈辱的苦海，只有牺牲脑袋里的个人民主，真诚彻底地向共产党投降，换取共产党的宽容，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祖国。”

二学术研究的大视野

何先生行走了一个世纪，他所经历的一百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多少事。

他谈起我们从书本上景仰或乐道的“大人物”

，就像是谈起家常之事。

陈独秀、张国焘、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适、傅斯年、何思源，虽然这些人都已经过世，但他们的事业、事迹，以及他们掀起的世纪波澜，却始终伴随着他，同行百年。

何先生年轻时，好读书，不喜闲谈，凡有人来访，若无具体谈资，则不置一词，空耗时光，大小眼相瞪，直到来客自觉无趣而悻然告退。

仙逝后，灵堂后告别大厅中挂的是他手不释卷的大幅照片，天上人间都是书生。

何先生在北大上学的前后同学，他列举了：劳干、胡厚宣（前一班），杨向奎、高去寻、全汉升、李树桐（同班），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王崇武、王毓铨（下一班），杨志玖、孙思白、任继愈（再下一年）等，大多成为中国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

何先生最好讨论大问题，动辄涉及几千年历史发展，涉及中外历史比较，涉及学派源流，涉及意识领域异同。

近一个世纪的纷争都在他的视野范围和学术思考中。

学术视野和学术研究因人因事是有层次之分的。

何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坚守的三点最为人称道：一是大局观，二是注重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三是将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整个进程中考察。

从他所写文章的题目也可略知一二。

何先生在85岁时，对此后的学术事业还有很多规划：

一是写一本中国寺院史，这个源头可以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对寺院经济的拓荒，为此何先生制订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有编写计划的缘起、具体工作计划、参编人员等。

二是抢救中国尚存的寺院，计划对中国的寺院尚存或虽不存但有记载的进行全面、大规模的考察，整理出《中国寺院大全》，这一想法是有可能落实的。

20世纪80年代，何先生对我简单说了这个计划，希望我们这些学生也能参加，我很高兴，幻想着走遍中国大地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寻访那些或香火不绝金碧辉煌、或岁月久远断壁残垣、或隐在深山老林、或仅剩传说的那些神秘的寺院。

迟迟没有下文，幻想仍是幻想。

后来得知，是因为海外资助方有些强人所难的前提条件，何先生婉言拒绝，计划自然也就搁浅了。

三是续写《中国古代社会》的姊妹篇——《中国中世社会》。

这一计划应该是何先生90岁以后开始着手的。

我们找到了他的手稿，400字稿纸，约十万字，一笔一画，可惜只完成了绪论和第一章“古代社会走向中世纪”

（三国两晋），列出章节的还有：第二章“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北方社会”

（十六国、北朝），第三章“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南方社会（东晋、南朝）”

，第四章“城市的复兴和依附关系的衰歇（隋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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