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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兹在兹 一个世纪的坚守何兹全教授百年纪行（第6页）

司机班师傅最喜欢为“何老”

出车，实习餐厅的小姑娘每到过年都会收到“红包”

，医院的小护士亲热地问爷爷感觉怎么样，何先生每每都伸出左手（因中风右手功能受损）用力握住她们伸出的手，温暖而有力，尽量不让她们为自己担心。

师母好行侠，先生好助人。

何先生喜好篆刻，会刻章，在有关别人命运的关键时刻还发挥了作用。

20世纪30年代考上北大后，不少山东老乡为求学，老乡找老乡。

考大学需要高中文凭，很多年轻学子因种种原因缺少毕业证书，有的是遗失了，有的是因战乱或其他因素未能完成学业，于是何先生就开了小作坊，用随身携带的空白毕业证书，再盖上自己刻的校长印章（没有人辨别真假），给一些急需帮助的老乡和朋友，很多人顺利考入大学。

当时借用类似做法的有不少人后来成了知名学者，也算史学界的“逸闻”

吧。

何先生多次和我们谈起此事，似乎还颇有“余兴”

。

何先生和郭先生待学生热情有加，“日理一鸡”

传诵甚广，说的是，何先生夫妇两人生活简朴，饮食清淡，有人向他们请教长寿之道，答案是：棒子面粥加红薯。

但却因担心学生的营养不够，经常请到家里吃饭，每每做很多菜，还不断要为学生夹菜。

据我的师兄于琨奇和薛军力讲，有一次在何先生家用餐，先生和师母精心准备，并坚持让每个人吃下一只鸡，不吃不行，以至于吃完都要走不动道了。

于是戏言：“都说日理万机，我们到了何先生家是日理一‘鸡’。”

“日理一鸡”

成为何门弟子中广为传诵的“名言”

，伴随着我们在何先生家的小红楼度过了数不清的美好时光。

2006年，何先生唯一的爱子何芳川老师不幸病逝，2007年，何师母过世，但“日理一鸡”

的传统仍然在何先生居住的小红楼持续发扬。

因为父亲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很多时间我要回首都师大的家照顾父亲，我就经常利用上课后的时间去看望何先生，何先生盼望着我的到来，并且和我约定，下课后一定到他家里吃饭。

每当我上课的日子，他都会嘱咐保姆（岳）兰蓉，要准备好饭菜，必须有荤有素，不管我下课多晚，都一直等我一起吃。

如果觉得肉菜少了，就会埋怨兰蓉，他自己其实吃得不多，但总是盯着我吃，希望我多吃荤菜。

如果有其他学生来，也一起邀到桌前进餐，还会催促兰蓉加菜。

弄得兰蓉每次都有些紧张，生怕饭菜准备不周而引起何先生不满。

尽管我们的收入比起80年代提高了很多，他仍然执着于把我们的肠胃塞满，据历史学院现任院长杨共乐说，他曾经在何先生和师母的“监督”

下，整整吃了一大盆饺子，足够两位老人吃三天的。

收入高了，生活好了，何先生仍然保持朴素清淡的饮食习惯。

有客人来，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就请到学校的“实习餐厅”

，不管剩多剩少，坚持要我们这些学生打包带走。

有时候往往只剩下些汤汤水水，也要一律打走，照先生和师母的说法，“以免暴殄天物”

。

何先生是山东大户人家的子弟，虽然父亲官职不显，但何思源出道早，对这个堂弟呵护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