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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第1页）

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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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蓉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中，最醒目且最值得讨论的，莫过于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1]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

开始起，70年间，社会史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思想界的焦点。

与其他学术研究不同的是，社会史的研究始终与中国社会一个世纪来的重大变迁息息相关，因此，社会史的研究也是中国史学界分歧意见最多、争论最为激烈因而也最具有活力的领域之一。

但无论社会史研究的状况多么纷纭复杂，对社会史的理解以及研究的内容、方法多么不同，研究社会史的学者，都身处20世纪，亲身经历着时代的变迁，濡染着时代的色彩，因此，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都必须首先了解这个世纪的学术思想史。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虽然是发生在北伐战争的革命**之后，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相连，但若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却是肇端于梁启超以来的新史学，因此，社会史是作为传统旧史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体现着新史学的研究范式和理念。

众所周知，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这两种观念在中国的生长，一方面自然与西学东渐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则脱不开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科学的观念，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的较长时间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民主的观念，则始于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梁启超早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就曾宣称：“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1902年他在《新史学》一书中又批评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

，认为史书应该“为社会一般人而作”

，史学家不应该过分重视少数大人物，要有“民众意识”

，等等。

应该说，梁启超在世纪初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抨击并不完全客观，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承认自己的四弊二病说“鲁莽疏阔”

，但正是从这些有矫枉过正之嫌的偏激的指责中，我们才能感受他所倡导的“史界革命”

的真实意义，才能看到他所描摹的“新史学”

的清晰轮廓。

新史学对于“民众意识”

的提倡，正是中国人理解的“民主”

的开端，这种民主，要求人们从对精英政治的过分关注中走出来，换一种自上而下的眼光审视历史，将民众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

以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之提倡，民主，或者说民众意识，便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无处不在的特色之一，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无一不是在实践着各种对于民众意识的理解。

新史学对于传统旧史学——亦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精英政治史——的反叛，使得民众意识大为发扬。

但是在“破”

的同时，新史学却没有解释，如果我们不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作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不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那么，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新史学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是由随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回答的。

唯物史观是由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

的李大钊率先系统译介和论述的。

李大钊在阐释唯物史观时，正是立足于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