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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7日,在王炳照老师和杨共乐院长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到小红楼拜见何兹全先生时,当我给他看学校统一印制的《博士后进站协议书》,他取出眼镜,仔细正反看了两遍,在“导师意见”
一栏中极为认真地签下“非常高兴合作,何兹全”
。
那天他的老伴郭良玉先生也在场,她一边频频劝我们喝水,喝饮料,说人身体中水占了70%,水对人体如何重要,一边和杨共乐老师说,你哥哥正在医院发烧啊,我多想替他啊,我的整个心啊,就像碾子在来回地碾啊。
何先生淡淡笑着,轻轻说,老伴,我这里有客人,你到卧室休息一下好吗。
后来才知道,那几天他的儿子何芳川教授状态特别不好,之后不久,他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儿子。
印象中,那天他就这么一直淡淡笑着。
对于我的指导,何先生说他全权委托王炳照先生,说他是“挂名的”
。
他翻看了几页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民众教育馆”
的字眼勾起他青年时代的回忆,他建议我不妨利用自己教育史的学科背景,借用社会史研究方法将其进一步深入下去,之后,民众教育馆便成了我们之间最多的话题。
我也变成了何先生的“挂名弟子”
。
那一年,他96岁。
一般来讲,博士后不大会被合作导师认同为弟子。
更何况何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我的研究方向是民国社会教育史。
何先生的很多著作我都大不熟悉,门下弟子我也大都不认识。
甚至,何先生也不大认识我。
即便留校工作后,他依然不大认识我。
我基本上两三个月左右去见一下何先生,时间不超过一小时。
印象中最深的,是我每一次见何先生,他总先要对我的身份确认一番,“我认识你吗?你是我的学生吗”
?浓浓的河南口音,微微上扬的语调。
经过我的一番解释,他恍然大悟的样子,“噢,我想起来了,瞧我这记性,你做民众教育馆吧”
?然后就开始讲他青年时期在民众教育馆工作、和朱启贤先生共同办理《教育短波》的经历。
师兄徐勇教授自告奋勇陪着我去过两次,他原本是历史学院出身,之前和何先生有过数次交往,进去后师兄大声介绍着,何先生说“我认识你,你不是徐勇吗?她我也认识”
。
聊了几句后,何先生再次把脸转向我,“我见过你吗?你是我的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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