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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城市化发展需要土地流转（第1页）

2.1城市化发展需要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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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城市化发展的阶段，若没有土地流转城市就无法扩容。

在我国现有立法框架内，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式为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这就决定了在城市化发展中土地使用的有序性和限制性，即必须通过土地法律制度的安排合理使用土地。

现实中，在城市化发展需求的刺激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

2.1.1土地是城市化发展的要素

对于城市化的认识，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见解。

社会学指向的城市化是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经济学指向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是农村经济向城市工业转变的过程；人口学指向的城市化是人的身份的转变，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地理学指向的城市化是土地城镇扩张的过程，意味着城镇用地的扩展。

整体而言，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渐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

[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涉及人口和土地两方面的要素，而土地要素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城市建设需要土地，城市人口扩容需要土地，而土地流转恰能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这两方面的要素内容。

W.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其提出的“零值农业劳动学说”

理论中认为，传统农业中有一部分劳动力处于隐蔽失业状态，他们形式上是就业人口，但其实际生产率为零，把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抽走，不会使生产减少。

这意味着在农村潜藏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然而，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本身存在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上的现实制约，农村劳动力基于农民身份的原始束缚而很难完全脱离农村，成为自由的劳动力要素。

“据估算，中国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有一亿人，占农村实有劳动力的近14，由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困难，这些隐性失业人口被牢牢拴在了土地上，这种状况既阻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也成为推进城市化战略的一个‘瓶颈’。”

[2]然而，早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城市化中的劳动力问题，指出“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

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3]。

土地流转能够促进农村承包地的规模化经营，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的发展又是对劳动力的召唤，能够实现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此外，土地有效流转能将土地保障转化为资金保障或其他的社会保障形式，进而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在保障农民基本土地权益的基础上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

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土地流转释放的农村劳动力能够满足城市化发展中劳动力要素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农村人口非农化的城市化发展内涵得以实现。

城市化建设意味着土地的开发与利用，进而带动城市郊区的发展和小型城市的建立；住宅区、活动空间的建设决定了非农建设用地的使用需求。

城市扩张意味着对外来人口的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形成的劳动力要素进入城市也需要土地来满足其生存和活动的空间。

为确保城市对人口的负载能力，扩充土地供给也是必然的。

另外，城市化发展还意味着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

乡村工业的集中、小城镇的合理布局、农业生产的集约型转变等都需要重新进行土地资源的配置。

然而事实是，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口转移了，土地闲置问题也凸显出来了；另一方面，由我国土地制度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和家庭联产承包所形成的土地使用结构和土地细碎化现象并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对农村土地进行整理，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缓解城市化发展的土地瓶颈；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农地的集约利用，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要求。

2.1.2我国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式

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式受国家基本制度的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我国“公有制”

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作为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制度必须服从于此（见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