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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刊物,整个欧洲知识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对汉语汉字的形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马建忠先在上海学习法语、拉丁语,后来到法国读法律,带回了一个概念——语法。
说这些的意思是中国影响力需要媒介,媒介应该是对方国家的媒介,就是引进接受。
还有特殊的媒介就像沈福宗、黄嘉略、马建忠,他们既是这方也是那方,精通各个国家的文化。
黄嘉略一定程度上是法国官方汉学的根源,他后来居住在法国,也在法国去世。
《耶稣会士信笺》介绍了中国文化,从语音文字到园林风格,影响了整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在引进介绍中国文化的法国人当中有文学家,可是文学家当中绝大部分不是作家,而是诗人。
举例来讲,戈蒂耶是法国著名诗人,他女儿也是诗人,小时候就学汉语,翻译了中国唐诗,对中国文化的推广有很大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克洛岱尔、谢阁兰还是米修斯,都是诗人,而不是小说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巴黎法兰西工学院,1814年第一任真正的汉语教授雷慕沙教授影响了整个欧洲,成为官方机构最早的汉语教授。
除了中国文化和诗人强调哲学与汉语的交汇,自古以来同时主修汉语和学习哲学的教会按比例来讲是相当高的,这两者之间肯定有一种奇幻的联系。
这些汉学家兼哲学家,或者那些学过哲学同时学过汉语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个现象值得研究的。
还有一些中法的情缘大家就更清楚了,像邓小平、陈延年、陈毅、周恩来等。
中法建交比较早,戴高乐总统曾说:“今后应该有更多的法国人去学习汉语,反过来当然也应该有更多的中国人去学习法语。”
最早在中等教育学校开设汉语课的是1958年法国巴黎郊区的汉语学校,为什么当时一所公立学校主动申请开设汉语课呢?这也是需要研究的。
法国很早就在中等教育学校开设了汉语课,所以后来又正式发布了教学大纲,2008年法国教育部又开设了一个强化汉语课程,也必须得有相关大纲,在这个大纲里当然也加入了不少跟中国文化有关的中国电影,这些作为例子来指导老师进行课程内容。
中法语言政策对话最近已经进行了三届研讨会,这可能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背景。
中法两国在文化习俗上有共同点和不同点,酒的功能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园林风格差异也比较大,正因为差异比较大才可以进行交流对话。
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引进来,在于接受对方,在于拓展视野,在于跨文化对话。
中法两国有一种镜子效应,是值得研究的。
据说20世纪初有一句名言,说中国人是亚洲的法国人。
这可能是一种刻板的说法,但说不定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所呼应。
(作者系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国民教育部原汉语总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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