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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费孝通文化观的当下意义（第4页）

从其传承性来看，各类活态人文遗产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相交融的文化连续体。

作为集体智慧的产物，活态人文遗产在其代代相承的历史继承过程中必然要发生某些变异或者被加进去一些新的内容。

这种变异既包括时间上的纵向历史传承变异，也包括空间上的地域传承变异。

所以，同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往往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和表现形式。

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行政官员和包括文化人类学者在内的有关专家在不断探索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方法和合理途径。

其中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方式逐渐被各国所广泛接受。

近几年，全球都在议论环境问题，谈起人与地域生活环境，首先会想到新型博物馆——生态博物馆。

所谓生态博物馆，简而言之，就是博物馆的社区化。

这一概念比较新，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是地域文化与中央集权思想对抗的过程中诞生的一个新理念。

现在法国境内有这样的生态博物馆40家，挪威、加拿大也普遍存在。

由于生态博物馆具有传统博物馆所缺乏的特质，并顺应了当代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日益觉醒和高涨的潮流，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诠释权应回归原地和原住民的呼声，顺应了人类要求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愿望，因而其理论一经问世，便迅速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迄今为止全世界已建成了300多座生态博物馆。

在亚洲，日本较早接受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做法。

这一理念于1974年被介绍到日本，并在地域文化建设活动中得到应用。

生态博物馆严格地讲是通过博物馆，把生活在一定地域内人们的各种民俗活动和文化生态整体面貌展现出来。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才接受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做法。

1995年年初，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刊主编苏东海研究员的倡议、联络、推动之下，贵州省文化厅根据国内外专家意见，批准了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前期工作计划，并成立了课题组。

这一计划一开始便得到有关人士的支持，并被挪威政府列入《中挪1995—1997文化交流项目》之中。

课题组经过调查研究，参照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论，并结合贵州省的具体情况，进行比较选择，最后决定把一支以长牛角头饰为象征的苗族分布区——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确定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

的建立地。

[6]从此，生态博物馆成为我国保护民族文化的有效模式且数量逐渐增多。

仅以贵州为例，自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建立之后，省政府又确定了包括4个生态博物馆在内的15个“重点保护与发展”

的民族村镇。

这种民族村镇，就是一个个民族文化的空间载体和宝库。

同样，将伴随西部开发以培育“增长极”

结合实施“点-轴-面开发”

的基本方式和途径进行运作。

有学者认为，一种“民族村镇的保护建设=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西部开发‘增长极’的一个组成部分”

的观念，逐渐在贵州省形成共识。

[7]

然而，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发展是一个较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做到既要保护也要发展并不容易。

尽管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等不断强调保护和发展并重，但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受到“发展至上主义”

的影响或在某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出现轻视保护、重视开发的偏向。

保护和开发孰轻孰重？怎样克服保护和开发、保存和发展的尖锐矛盾，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传统文化变迁的深度、广度、速度都超过了以往的历史，剧烈的变迁容易引起文化失调，进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产生文化震动。

文化震动是由于现代社会的骤然巨大变化对人们心理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能够使人们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面前无所适从，产生心理上的震颤，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把这种由于内在的文化积累或外在的文化移入引起的急剧的变迁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叫作文化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