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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扎米亚京 反乌托邦文学的先驱（第8页）

这才明白，是Ю偷看了“我”

的记事，了解了计划，出卖了大家。

然而，起义还是发动了，绿色大墙被炸毁，乌云、飞鸟涌进了大一统王国，这时，“透过屋墙玻璃，我吃惊地看到在几个房间里，女号码和男号码恬不知耻地在**，甚至连窗帘也不放下，也没有任何票子，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

被强制施行了手术。

恢复健康后，“我”

谒见大恩主，向他讲述了一切。

同一天晚上，我和大恩主在气钟罩行刑室里同桌而坐，一个女人被押了上来。

她脸儿雪白，眼睛大大的，黑幽幽的，十分美丽。

“当开始从气钟罩里抽出空气时，她的头向后仰去，微微闭上了眼睛，紧紧咬着嘴唇——这使我想起了什么。”

她三次被送进气钟罩饱尝酷刑，但始终不吐一词。

而和她一起押来的其他犯人往往只受一次刑，就开始招供了。

明天，他们全都要送上大恩主的机器，处以极刑。

尽管西部街区还很混乱，还有不少的号码背叛了理性，但在40号横向大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

因为理性必胜。”

这部小说，是扎米亚京的代表作，是其深刻思想的集中体现，把他此前两类主要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了:既揭露了专制高压的可怕，又讽刺了过度理性、高度科学化带来的可怕后果。

扎米亚京曾说过，他创作《我们》是为了“预告人和人类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的过大权力的威胁”

。

因此，李辉凡、张捷认为:“《我们》最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反对世界上任何强制的、集中统一的和理性的东西，反对任何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主张绝对自由、离经叛道、不断变化、无限革命。

他不仅反对英国的‘岛民’、省城保守、僵死的市侩生活，而且反对对生活的任何规范和模式，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技术统治一切的社会和他想象中的极端的共产主义社会。”

李明滨等则认为，《我们》“探讨了专制社会中个人的悲剧命运。

《岛民》中延伸出的线索在《我们》中清晰可见:‘强制性救世箴言’与‘守时戒律表’同出一辙，为人们规定了种种‘应该’与‘不应该’，像蛛网般将人们紧紧缚住。

小说以幻想和怪诞的形式展示了未来社会的悲剧:物质生活的进步将以精神生活毁灭性的倒退为代价。

没有灵魂的技术与专制政权把人变成机器，变成恭顺的奴隶。

自由被剥夺，号码代替了活生生的人，同时他们被告知这种‘不自由’就是‘幸福’。

而所谓的‘幸福’是以消灭‘我’，培养没有个性的‘我们’为前提的。

任何形式的个人意识的觉醒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号码们没有秘密，没有隐私，所思所想都要如实记录汇报，行动言谈都处于监视监听之中，他们对此不能有丝毫异议，因为这也是对国家的一种义务。

……扎米亚京关注着如何克服专制独裁所造成的没有个性的‘群体性’，探究如何加强对人的个性的重视，他同样担心新社会可能偏离正轨。”

另一方面，《我们》又特别关心理性与人的自然本性冲突的问题。

李明滨等指出:“如何恢复人类的自然本性，消除人与大自然的隔绝，这一永恒主题始终是作家关注的焦点。

扎米亚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纯理性主义乃是人类天性的敌人。

他信仰‘非理性的杰出人物能穿透一切坚固的阻碍成长起来’，他认为‘自发的、本性的精神力量是永不干涸的，它们不断充实人类生理的桎梏、僵死的程式。

’今天被动**之力摧毁了绿色大墙的土地上，将会汇集起一股汹涌的波涛，明天僵硬的理性会在新生活面前后退。”

马克·斯洛宁也谈道:“扎米亚京在《我们》里，再次强调机械理性主义同生活的自然属性的冲突。

这是他的主要题材之一:一个自然的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和能力，他具有强烈的想象力和求知欲，它必然要同教条、机器人和监狱的建造者以及人为的清规戒律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