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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 帕斯捷尔纳克 真诚勇敢的文学大师02（第1页）

第十六讲帕斯捷尔纳克:真诚、勇敢的文学大师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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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复和艰涩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举世公认的特点，表现为:一是生僻词多而广（涉及生活的辽阔领域）;二是句法复杂难析，时不时挑战规范;三是隐喻过密，联想怪异。

这是由于受时代（即艺术创新至上主义的白银时代）的思潮影响，为提高诗的感染力而在“陌生化”

原则下在夸张和隐喻化方面走过了头，背离了他终生追求的艺术的最高境界——“闻所未闻的单纯”

。

不过，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悟到复杂与单纯相反相成的规律，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达到单纯这一境界，在一定程度上返回到普希金、丘特切夫等经典作家的传统上来。

在他这种境界的诗中，单纯并非简单，也并不排斥繁复，而是单纯与繁复的特殊交融，即繁复中的单纯。

繁复中的单纯，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繁复永远是手段，单纯才是真正的目的。

短篇小说《空中通道》（一译《空中线路》《空中路》，1924）依旧采用现代主义的方式，跳跃式地写了海军军官波里瓦诺夫和廖丽娅的几段生活，而“空中通道”

则是回忆性思维等的象征。

自传体散文集《人与事》也把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运用到自传体散文中，跳跃而又新奇地写出了1900年至1930年4月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三十年间作家的见闻和经历。

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探索一种新的史诗形式，以个人生活经历为主要题材，把历史、现实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这种史诗能够容纳主观色彩强烈的抒情内容。

1925年，他着手写作长篇诗体小说《司佩克托尔斯基》（一译《斯别克托尔斯基》），它通过极大的自传成分表现现实，揭示历史。

把历史、现实和个人命运结合起来的作品还有组诗《高尚的疾病》、长诗《一九○五年》和《施密特中尉》。

《高尚的疾病》主要描写了革命和革命领袖列宁，同时还思考了新时代诗人的使命;后两部长诗则描绘了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个人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命运。

因此，高莽指出:“这期间，他的注意力转向表现社会历史题材上。

他先后写成长诗《崇高的疾病》（1924—1929）、《一九○五年》（1926—1927），《施密特中尉》（1926—1927）和诗体小说《斯别克托尔斯基》（1925—1931）”

，“这时以哲学家的头脑分析现实，用艺术手法描绘俄罗斯革命的历史”

。

在这些作品中，他走出写景抒情的老套，开始关注重要的社会题材。

他一方面相信革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则对革命暴力持怀疑态度。

这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但与帕斯捷尔纳克深心处的艺术观毕竟并不十分切合。

在文体风格方面，他也开始在奇诡多变的现代风格中注入平淡、朴实、自然的语言。

1930年的小说《帕特里克手记》，更是艺术探索与转变的明显标志。

作家认为这篇小说对自己“极端重要”

，他在这篇作品中遵循契诃夫的方式，并希望在其中达到普希金式的简洁，一改此前《柳威尔斯的童年》《空中路》等小说的现代语言与风格，而采用了简洁的句式和朴实无华的语言。

在1934年出版的《第二次诞生》中收录了诗人1931年高加索之行后的大量作品，其中有表达对世界的感受与诗意的画面和谐一致的组诗《波澜》:“只要深信与存在的一切同宗，只要与生活中的未来相交，最后不得不沉入空前的单纯，一如中了歪门邪道。”

（顾蕴璞译）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中的真正的“第二次诞生”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乌拉尔之行引发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作家为展现新农村的面貌纷纷下基层收集素材，帕斯捷尔纳克于1932年去了乌拉尔，多年后他回忆道:“我在那里的所见，是无法用言辞表达的。

这是一种非人的、想象不出的痛苦，是可怕的灾难……我病了，一整年都不能入睡。”

当诗意的灵感回归诗人，他对生活的艺术感受一下子变了，风格也变了，变得极其质朴，极其简洁。

如《爱有些人——是沉重的十字架》:

爱有些人——是沉重的十字架，你却因没有心计而非常美，你的诱人之处的这一奥秘，完全可以和人生之谜相媲美。

春天听得见梦的簌簌响，新鲜事和真理也沙沙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