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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世纪后半期翻译文学的起伏与繁荣（第1页）

四、20世纪后半期翻译文学的起伏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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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学翻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谋求新的发展。

1950年7月1日创刊的《翻译通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唯一的全国性翻译理论专刊，其宗旨是“加强翻译工作者间的联系，交流翻译经验，展开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

。

1953年7月，《译文》杂志（1959年1月后改刊为《世界文学》）问世，介绍世界各国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

。

在翻译文学的组织机构方面，1949年11月13日在董秋斯的主持下，上海成立了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翻译工作者组织。

1951年11月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届翻译工作者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公私合营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草案》。

1954年8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

，会议把翻译工作的组织化、计划化和提高翻译质量作为中心议题，拟定出一个世界文学名著选题目录，制定了必要的审校制度，从而使我国的翻译工作真正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轨道。

此前的文学翻译活动几乎是个人的行为，选材也是译者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的。

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文学翻译中的无序竞争以及选题上的重复、抢译、滥译等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文学翻译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一环来抓，加强了对文学翻译的统一领导、规划和管理。

第一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之后，国家对出版机构做出进一步的整顿和改造，由人民文学（含作家）和上海新文艺（后改为上海文艺）两大国营出版社，以及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译文》杂志负责组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

同时，专门的文学翻译队伍在此后迅速形成，专门或主要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翻译家越来越多。

1930年代之前，几乎都是小说家和诗人兼作翻译家，193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了朱生豪那样的将全部精力投注于文学翻译事业的人。

到了1950年代后，专门的翻译家逐渐成为翻译的中坚力量，在20世纪后半期的文学翻译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翻译家大都在新中国成立前，甚至1920至1930年代前后就掌握了某种外文，出版过译作，积累了一定的翻译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相对安定的生活条件，政府对翻译事业的有序管理和积极提倡，都为他们提供了发挥特长的环境和条件。

他们都有对口的工作和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有关重要的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杂志社及出版管理部门的编辑和管理人员，知名的如冯亦代、萧乾、胡仲持、黄雨石、孙用、王以铸、汝龙、满涛、蒋路、金人、郝运、孙绳武、卢永福、水建馥、李俍民、刘辽逸、张友松、高长荣、文洁若、冯南江、王科一、孙家晋（吴岩）、方平、辛未艾（鲍文棣）、成钰亭、汤永宽、丰一吟、吴钧陶、王仲年、侯浚吉等。

这些人在译作的出版上有“近水楼台”

之便，出版译作数量较多。

还有一部分是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知名的如查良铮（穆旦）、冯至、李健吾、季羡林、金克木、卞之琳、罗大冈、罗念生、张谷若、赵萝蕤、王佐良、杨周翰、陈占元、杨岂深、朱维之、江枫、桂裕芳等，多是学者型翻译家。

翻译家的这种布局至今仍然大体如此。

像钱春绮那样的自由职业者身份的大翻译家，是极少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政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也使得文艺政策、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也与苏联保持一致，大量翻译了俄苏的文学作品。

俄苏文学翻译，是整个195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主流，占出版的全部译作的一多半。

从数量上看，该时期被译介的俄苏文学总量超过了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

从选题取向上看，虽然对俄国古典文学也有一些翻译，但基本上是1940年代翻译的延伸，复译本、修订本不少，新译本不多，其中，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等小说、丽尼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前夜》、满涛翻译的果戈理的小说与戏剧作品、汝龙翻译的契诃夫的作品和托尔斯泰的《复活》、草婴翻译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高植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焦菊隐翻译的《契诃夫的戏剧集》等，影响较大。

成系统的名家多卷本文集更少，只有俄国文学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车、杜”

属于例外情况，由于他们的文艺理论著作在苏联被视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理论，因而在我国也受到敬仰。

我国翻译的《别林斯基选集》第一、二卷（满涛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第一、二卷（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原译者周扬对此书重新作了校订）和《美学论文选》等，总印数达十万册。

在苏联文学中，对那些在苏联国内有争议的甚至遭到批判的作家作品，如茹可夫斯基的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某些小说，蒲宁、叶赛宁、阿赫马托娃的作品等，均采取了回避不译的态度。

相反，对苏联的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原则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则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

特别是那些以新时代为描写对象，弘扬爱国主义的译作，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一个人的遭遇》、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伊的《真正的人》、爱伦堡的《暴风雨》、巴弗连柯的《幸福》、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尼古拉耶娃的《收获》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柯切托夫的《日日夜夜》，以及以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系列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儿子的故事》等译本，翻译很多，发行量很大，在全国传诵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