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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的研究方法重点与意义（第1页）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重点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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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必然导致思想家所关心的某些重心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域，或以一种变形的样式成为研究对象。

如果不能另辟新的研究方法，就很难突破既定的研究典范，更谈不上深化既有的研究成果。

目前能够深透方以智“善巧而理数之”

之“善巧”

，对方以智建立在超越的、普遍的“公心”

、“公性”

基础上的“道寓于艺”

、“质测即藏通几”

等思想的深入探究不多见。

有些文章即使涉及了“心”

与“性”

，也是基于“认识论”

的研究需要，从而忽视了对作为价值根源的超越“公心”

与“公性”

的研究。

这种现状皆因目前学界多采用相同的研究典范，以致许多文章的内容与说法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笔者认为，除了继续推进侯外庐、冒怀辛、庞朴、罗炽、蒋国保等先生们的研究成果之外，我们还需要借鉴熊十力、牟宗三等先生的治学方式、方法。

这不是一个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为了共同的目的所采用的不同的治学方法与考量视角。

熊、牟二先生并没有对方以智的思想做过专门的研究，尤其是牟宗三先生从未提及过方以智及其学。

熊十力先生亦只是“常闻”

而已，他说：“常闻明季哲人方密之遗书，谓中学长于通几，西学长于质测。

通几由修养而得，质测乃知识所事，其与吾侪今日之论，犹一辙也。”

[1]熊、牟二先生对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可以为我们研究方以智的思想提供诸多启示，如熊先生以为“一”

为体，“二”

为用，“三是包含一和二”

的“全体大用”

[2]，以及称本体为“轮尊”

或“恒转”

的观点。

我们不能说熊先生这种说法就与方以智的“一在二中”